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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理想 作者：波考克（J. G. A. Pocock） 译者：吴冠军 当我们说起“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 的“理想”，所指时期在双重意义上是“古典的”。首先，这些时期在如下意义上是“古典”的，即它们对我们理当具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源于已经以持久的、经典的形式所表达的“理想”——尽管在实践中，这种权威总是通过更多的方式得以传达，而不只是简单地保持这种形式。其次，提及“古典”时期，我们总是指地中海的古代文明，尤其是公元前五世纪、四世纪的雅典和从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罗马。正是雅典人和罗马人，应是已为我们阐明了“公民理想”，他们的这一作为是使他们成为“古典”的部分原因。并非仅有阐明何为公民身份的一个公民“古典”理想，“公民”本身就是一个“古典理想”，是我们宣称在我们的“文明”及其“传统”中所固有的基本价值之一。我给这些词加上引号，并不是因为我想质疑它们，而是因为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身上。然而，一旦这样做了，它们就将变得有争议和有问题。 “公民”——希腊语中的“polites”或拉丁语中的“civis”——被定义为雅典城邦或罗马共和国的成员。据称，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是这些古代地中海诸人民之独特的人类联合体形式，并经由他们转换成“欧洲”和“西方”。这一关于独特性的宣称可能会遭到批评并被归为神话。然而，即便如此，这一神话仍保持了作为“西方”认同之决定因素的这份独特——其他文明没有这样的神话。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河谷区域中所兴起的已得到高度整合的社会不同，城邦是一个小社会，同其生产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而更多具有剥削性。或许，城邦原先只不过是野蛮侵入者的一个据点。因此，它可以对其在宇宙秩序的成长和循环中所处的位置投以较少的注意力，而更多地专注于在人类成员之间的关系中所取得的英雄式的个人主义。在这一意义上，人道主义源自野蛮主义。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城邦的基本神话没有描述它与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巨大的宇宙秩序的区别之处，而是描述了它以自己的价值对血腥世仇和亲属责任的远古部落社会的代替的原因所在。雅典的立法者梭伦（Solon）和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以公民集会代替同族人的集会。同族人作为一族成员谈论的是部族所关心的事，公民成员则可能谈论任何有关城邦（在拉丁语中即共和国，这个词被转为表示集会和社会本身）的事。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俄瑞斯忒亚》（Oresteia）的最后一出剧——欧墨尼得斯（Eumenides）中，俄瑞斯忒斯（Orestes）出场时是一个满身血腥和罪行的部落男子，离场时则是一个自由公民，同其他同等的人一样，能够判断和解决他的罪行。但是仍不确定的是，血腥罪行究竟是已被完全抹去，还是依旧隐藏在城市的基础中（罗马神话也表达了相同的含混）。该故事采用这种结构方式，以至于女人很容易作为血腥、罪行和亲属关系的原始文化之象征，而男人则被假定正在试图超越这种原始文化。不过，作为英雄，男人仍继续把原始价值付诸行动（并把它归咎于女人）。 这点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着重指出，但它不能抹杀如下事实：即作为一个理想，公民共同体是一个言论代替血腥、决策行动代替复仇行动的地方。作为雅典“理想”的公民身份的“古典”阐述，可在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一书中找到。在城邦历史中，这个文本出现得很晚（在柏拉图学院与马其顿帝国之后），足以被视为密纳瓦的猫头鹰的沉思之一。在这一伟大的著作中，我们被告知，公民是同时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作为智力性的、目的性的存在，我们欲想指挥可被指挥的一切来达到某些目的。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一种操作性的善（operational good），而是对于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东西的一种表达，这种最好的东西就是追求诸种操作性的善的能力。因此，统治是好的。然而，当被统治者本身较好时，即被赋予了一些智力性地追求善的自身能力时，统治会相应地变得更好。统治动物比统治事物好，统治奴隶比统治动物好，统治女人比统治奴隶好，统治与自己同等的公民比统治自己家里所拥有的女人、奴隶、动物和事物好。但使一个公民成就存在的最高秩序，则是他的统治能力。于是，统治同等的人只有在被同等的人统治的地方才有可能。因此，公民既统治，又被统治。公民一起作出决策，在那里每个决策者都尊重其他人的权威，所有参加者都服从他们已作出的决策（现在被理解为“法律”）。 这一关于人类平等的阐述，把更大部分的人类群体排除在外，不让他们进入。按照这一阐述，平等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能力做到的事，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平等有先决条件，且并非总是易于取得。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先决条件并不是我们的，公民必须是有知名家族背景的男人、族长、战士、以及其他劳工（通常是奴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