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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与民间法夹缝间的基层法官——兼论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如果根本不知道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1???????——[美]本杰明·卡多佐 问题的引出 原告张利琼系某市和阳镇寿安村六组土生土长的妇女，1993年张利琼与该市江源镇一男子结婚后户口至今未迁出。原告吴秋波1993年出嫁到和阳镇寿安村六组，并在该组分得了应有的承包土地。婚后吴秋波与丈夫感情不和于2001年离婚，但户口也未迁出。2005年1 月，和阳镇寿安村六组在按规定分配给该组每名村民土地补偿费人均2000元的补偿费时，村民小组根据2003年1 月13日《村民自制章程》第四条“嫁给有农业户口一年以上不能享受生产队的一切待遇，当空挂户管理”、第三条“离婚二年以上没有再婚的，不再享受生产队的一切待遇（只限外籍户口）” 的规定，以张利琼出嫁后应将户口迁出，吴秋波离婚后违背“乡规民约”，不能享有与村民同等参与分配征用土地补偿费为由，拒不分配给两原告土地补偿款。 面对上述案件，基层法官们会有怎样的一些考虑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6位基层法官进行了访谈，并以此为基础揭示转型期基层法院法官面临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时的困境，探求基层法院法官处理该类问题的方法与技巧。 访谈情况 为了使访谈获取的资料更具代表性与说服力，笔者选取了4位郊县法院人民法庭的法官与2位城区法院的民事审判法官进行了访谈。现将访谈情况整理如下：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该受理该类纠纷”问题，6位受访者中有4位认为法院应当受理该类纠纷，其理由为诉讼为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赋予当事人诉权；2位受访者认为法院不应当受理该类纠纷，其理由为该类纠纷最好由相关行政机关处理为好，司法途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类纠纷。 2、关于“处理上述案件会考虑哪些因素”问题。6位受访者均回答要考虑自治章程第三、四条是否与制定法相冲突，是否应当保护弱势者（即案件所涉两位妇女），是否会引起群体性纠纷并导致大量恶意效仿。 3、关于“处理上述案件是否会进行调解”问题。6位受访者均表示肯定会尽量进行调解，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以判决方式结案。 4、关于调解方案问题。6位法官均表示会动用行政机关劝解、亲属劝说、有威望的人调解等资源进行调解，同时还会通过向原告宣讲道理，向被告解释自治章程中相关内容的违法性的方式促使双方调解。 5、关于“如果调解失败，如何判决本案”问题。6位受访者中有3位表示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理由为尽管两原告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分配补偿款的权利，但其究竟应当分得多少补偿款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决定，同时法官们表示将就该案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要求将补偿款分配给原告。有1位表示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同时包括原告在内的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签字认可了《村民自制章程》。有2位表示会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两原告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与其他村民同样享有补偿款分配权。 基层法官面临的困惑 一、我是谁？——角色定位 1、与行政官员的角色混同。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言，农村社会的司法是传统性的，与现代司法制度的功能相比产生了较大的变异。纠纷解决和社会控制功能得到了重视与强化，而权力制约功能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功能得到了弱化与消减。2因而法官的角色也从现代司法制度设计的纠纷解决者、社会控制者、权力制约者和规则制定者，回归到纠纷解决者和社会控制者，褪去了现代司法的某些特征，从而扮演了与行政官员相同的角色。中华法系“司法隶属于行政”的传统观念更加深了这种角色的变异。从解决农村纠纷的层面上理解，行政官员是解决问题，法官也是解决问题。因此在农民的观念里，法官仍然是“官”，其主要职责是纠纷解决，与行政官员并无太大的差别。 其次，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传统法院管理体制行政化痕迹很浓。法院人员的进出口没有理顺，人、财、物方面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协调；法官被当作一般公务员对待，对法官的任用、考核和评比也没有突出其司法化和职业化特性；法院内部管理没有突出法官和审判事务的中心地位，法院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不够完善，法官的意见和智慧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审判质量和效率管理不够科学，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长效机制等等。这样不仅使得法院外部的社会将法官与行政官员混同，法官职业群体内部也将自己与行政官员混同。 2、与准乡民的角色混同。由于基层法院的法官绝大多数都在自己家乡所在地或出生地的法院中工作，自小就受到格尔茨(Geertz)所说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熏陶3，对当地社情民俗、民众需求极为熟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