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6学年高二语文作品赏析素材：《咏怀诗》（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docVIP

《咏怀诗》 阮籍与嵇康：生存还是死亡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当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这是阮籍《咏怀诗》第四十二首。前四句所述宛然建安时代，俊才云蒸，可谓一时之盛。“阴阳”以下四句则如百花凋残，一派萧瑟。魏明帝曹叡临死诏命八岁的齐王曹芳继位，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幼主，曹魏政权急剧衰落。正始十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从而使大权落入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家族之手。昙花一现的建安时代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始时代。上古名臣“八元”“八凯”式的“建安烈士”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山四皓”和像老聃那样的隐士，保身、念道、服药、饮酒、佯狂避世的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 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他们也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晋书》载：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现实逼得他们不能再像他们父辈那样（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儿子）有很大的抱负，而只是喝酒、弹琴、谈玄，打发无聊时光。上层统治者矛盾激化，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政治权力之争演变为最极端的对对方肉体的消灭。偏偏是握有实权的一方（司马氏家族）最残忍无道，文人们保曹无术又不愿依附司马氏，从而在政治上无所凭依，失去了“建安七子”曾经有过的那种友朋式的政治后台。同时，上层统治者对外建功立业的抱负也为对内的争权夺利所消解，他们不再具有曹操那样对天下的责任心，而只关注自身的政治地位与权力，这也必然导致文人的精神因无所着落而渐趋颓丧。在现实的无聊赖中，玄谈成为他们打发生命、挥霍才华的时髦行为。这种玄谈，和高压政治结合，便流为清谈，并以清谈代替了建安作家的实际抱负和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比如阮籍，就只是“发言玄远”而“口不论人过”。唯一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借历史来进行社会政治影射式批评的嵇康，被弃身东市，时政批评已成为禁区。 由此，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会民生之多艰，而变为哀个人人生之多艰。“哀社会”的建安作家致力于社会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而“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则沉湎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恰恰是政治。政局的黑暗，使得他们从道德上鄙视政治；政局的凶险，又使得他们从自身安危考虑远离政治。 如果说，《古诗十九首》是为生命短暂而痛苦，建安作家为“去日苦多”功业未建而痛苦，那么，正始作家则是为如此短暂的生命中偏又充满艰辛与屈辱而痛苦。阮籍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其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对生命荒诞性的前无古人的思考并给出悲观的结论。在阮籍那里，生命既不能用来及时行乐（如《古诗十九首》所宣扬），更不能用来建功立业（如建安作家所表达），生命的存在，只是体味痛苦，甚至只是恐惧地等待外来的暴力结束这生命：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咏怀诗》其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咏怀诗》其三十二） 如此，生命只是以自身的存在为唯一关心，这是生命的堕落，已堕落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动物的生命比起这样的生命，尚有两点尊严：其一，动物的生命仍有繁衍后代延续物种的使命；其二，动物并不为生命的死亡而困扰。所以阮籍一方面忧生惧死，另一方面又不免觉得这样活着太无聊。前者出自生命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动物性的；后者出自对生命尊严的理性思考，是人性的。所以他发出疑问： 人言欲延年，延年欲焉之？　　（《咏怀诗》其五十五）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延续生命为了什么？人的生命若没有尊严，它怎能自诩有方向与目的？人类的生命若没有目的，它从哪里获得意义与价值？被这些矛盾纠缠，思想在现实与精神的牢笼中冲突而不得出，他焉能不痛苦？痛苦又不能明白地倾诉，焉能不怪诞？焉能不抓住一切可以甚至不可以放声大哭的机会以一泄胸中块垒？所以，在《晋书》本传中的他，才如此怪诞：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母终……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世说新语·任诞》也有类似的记载： 籍邻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