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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公众力量：历史应靠人民保护 2010年07月12日 14:14　来源：瞭望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公众力量 　　从2007年的北京东四八条保护到2009年的梁思成故居保护、南京老城南保护、天津五大道保护，几次文化保卫战的成功，显示出日益崛起的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 　　文/姚远 　　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今年6月13日——中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之际，出席“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颁奖典礼并发表讲话。他指出，保护文化遗产绝不仅仅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只有广大民众真心地、持久地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障。他对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志愿者和社会人士显示了“不可低估，无可替代”的力量。 　　回顾近年来我国城市遗产保护的历程，事实正是如此。各地公众参与保护取得的实绩已经表明，通过公众参与、专家咨询、舆论监督，和政府决策形成良性、有序的互动，完全可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 　　公众参与的力量 　　这些年古城保护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广泛的公众参与，都凝结着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在北京、南京、福州、天津、哈尔滨、武汉、常州、定海等城市，从专家学者到志愿者，从记者到普通市民，在古城命运的历史关头，许多人怀着对乡土的热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一次又一次地沿着梁思成先生、朱偰先生的足迹，以实际行动捍卫古城应有的尊严。从2007年的北京东四八条保护到2009年的梁思成故居保护、南京老城南保护、天津五大道保护，几次文化保卫战的成功，显示出日益崛起的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其中的丰富经验值得关注。 　　一是当地民众和志愿者积极努力。在很多历史街区的保护中，既有当地居民团结一心，守护家园的努力，也有许多市民拍摄记录，并通过市长信箱、BBS、博客等方式表达善待古城的期盼。日益活跃的文保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在推动北京、南京、天津、哈尔滨、武汉等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是民意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奔走呼吁。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以提案、社情民意、集体调研等多种方式，不断呼吁加强古城保护。一大批老专家和知名学者为保护古城，奔走呼号，引起了决策层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三是媒体积极报道。例如在北京的梁思成故居保护中，《新京报》率先报道并跟踪，《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随后跟进，呼吁保护，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刊登不同意见，两派意见激烈交锋，在形成公共事件后保护终获成功。在类似的古城保卫战中，往往既有中央媒体的权威关注，也有都市报的持续监督，并同网络形成互动，成功地塑造了公众议程。 　　四是政府主管部门积极回应。公众参与的热忱，只有得到行政机关的积极回应，才能收获良性的成果。去年10月以来，天津、北京、哈尔滨、南京、武汉等地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多次依法提出文物认定申请，配合主管部门从推土机下抢救了梁思成故居等一大批文物建筑。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黑龙江文保志愿者团队在冰天雪地中义务调查中东铁路，将许多重要的车站、桥涵纳入普查范围，并推动了文物部门将绵延四省区的这一线性遗产整体申报国保单位。 　　公众参与的力量，不仅保护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街区，也在法律、规划层面推动了制度性进步。1999年的定海古城保护加速了《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出台。近十多年来，北京的美术馆后街22号、曹雪芹故居、孟端胡同45号、南池子等胡同、四合院保卫战，促成了“挂牌保护院落”的设立，影响了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旧城整体保护”的提出，推动了“修缮、改善、疏散”渐进保护政策的制定。南京老城南的保卫战，不仅加速了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也使南京继北京之后，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了“老城整体保护”、“不得大拆大建”和“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保护更新”等重要原则，从全局上对名城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依靠群众保护文物的传统 　　各地城市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再一次表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也应当依靠人民保护。志愿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实际行动，履行了《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文物的公民义务，行使了《宪法》授予的对任何国家机关提出建议的公民权利。而我国文物事业的法制建设，则为公众参与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回顾60年历史，新中国文物保护的指导思想，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始终没有偏离正确的轨道。不论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文件，还是中央领导的有关指示，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自始至终坚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保护文物。 　　1956年，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签发的《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国二文习字第6号)，要求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