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讲座文献_儒家文化和公益事业关系初探.docVIP

儒家文化与现代公益事业关系初探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 所长 一、公益事业及其文化基础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行为受到思想的影响，慈善行为也是如此；而且慈善行为更多地与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与社会的舆论联系在一起，所以更多地受到个人思想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支配人行为的思想方面，有的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思想，有的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思想，这是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从广义来讲，我们的文化一方面在支配我们有意识的思想，一方面在塑造我们无意识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文化塑造我们的行为。 说到“现代公益事业”，人们往往联想到“现代西方社会”，说到公益事业的“文化基础”，人们也往往联想到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 支撑西方现代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是个人本位观念，在此基础之上强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认为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有责任给每个人提供保障，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实现这样一种权利呢？所有公民共同努力，每个人依法纳税，还要按照良知的指引捐赠、做志愿工作等等。通过这样一些行为保障社会中每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这就是公民义务或公民责任。 每个人尽到了自己的公民义务，每个人的公民权利就会得到保障。在这样一种观念支配下，一个人得到救济是不需要感恩戴德的，因为这是你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一个人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没有权利要求对方的回报，因为这是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西方社会建立在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基础之上的现代公益理念。 那么，今天中国的公益事业的文化基础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么它是什么？如果不存在，如果需要重建，那么我们要建设的究竟是什么？是西方的舶来文化吗？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吗？还是某种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显然，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令人满意的支持公益事业的文化基础。我们需要重建这种文化基础。而且，慈善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像万丈高楼不可能平地拔起。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借鉴外部世界的一些公益理念，一方面要开发本土的慈善文化资源，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重建我们今天的慈善文化，支持我们现代的慈善事业。 很多人认为，甚至有的所谓“专家”也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可以支撑当代公益事业的本土文化资源，因此“古为今用”是无稽之谈，重建公益文化的唯一的出路是“洋为中用”，说得更露骨一些就是“全盘西化”。 然而，事实上，中国并不缺乏本土资源，相反，我们拥有丰富的本土公益文化资源，只不过那些败家子数典忘祖，遗忘了、浪费了这些宝贵的资源。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发掘、继承、弘扬这些资源，使之古为今用，以支持中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个人的为善之道 首先探讨个人从事公益事业的文化基础，包括价值观、逻辑、层次、激励机制等等。 人性论基础 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孟子也不是说“人性善”，他只是说人性中有“善端”。他的名言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可见，他认为人和禽兽的差别是很小的。人性中包含兽性，人之为人不在于人也有兽性，而在于人超越了兽性，不但有兽性还有人性，即所谓“四端”。 儒家也没有说人必然为善，否则就没有必要不遗余力地鼓吹“教化”、“礼治”、“道德齐礼”、“德主刑辅”。 小人之善 从受助者的角度而言，中国传统的慈善观念强调“报答”的意识。这样一个意识与“报恩”、与“感恩戴德”，甚至要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一些观念联系在一起；违背这些原则的人被大家斥为“没有良心”，要受到自己良心和社会舆论的谴责。这些观念本身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社会基础，对慈善事业也有正面的激励作用；但也有一些负面作用：比如说普通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愿意接受无法报答的帮助，同时也不太理解那些不求报答的帮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比如前几年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有些志愿者上门服务还会受到误解，遭到拒绝。 就资助者而言，我们的文化强调扶贫济困讲究“亲疏远近”，先家人，后亲戚，再朋友，最后才是无直接关系的普通人。对普通人而言，支配慈善行为的是“乐善好施”、“仗义疏财”、“行善积德”等观念。 这里行善不是一种天然的义务，而是额外的付出。正因为是额外的付出，所以才需要得到额外的报道：如受助者的感恩戴德，社会舆论以及政府的褒奖，本人来世的福报，甚至是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康。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无论对于救助者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