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俗语义义项划分.docVIP

试论国俗语义的义项划分 摘 要： 文章通过对词语多义性的认知考察，将范畴原型理论应用于国俗语义，发现国俗语义可以作为多义词进行义项划分，并认为国俗语义实际上是词语多义性在文化内涵上的表现，还构拟出其义项划分的标准，为义项的引申及引申关系的探讨打下理论基础。 关键词： 多义性 国俗语义 范畴原型 义项划分 一、国俗语义的多义性 lakoff使用其提出来的“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以下简称icm）分析了“bachelor”、“lie”、“mother”等范畴，很好地说明了范畴的内在结构和原型效应。这些研究被当代许多学者视为经典，并以此对汉语中的范畴进行相应的探索和双语对比。这些分析揭示了许多用传统的范畴理论和语义学理论无法说明的语言现象，证明了原型理论对语义范畴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研究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对于国俗语义来说，“语义民族性”是其重要特点：“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即语义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了民族文化背景，难以理解语言单位的含义。”［1］涉及“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其语义则趋向于多义，如杨元刚（2005）提到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就有象征高贵和尊严、病态和下流、忠贞和正义、年轻和幼稚等语义［2］。由此，将国俗语义作为多义词与范畴理论相结合，可以很好地将各语义统一在一个范畴之中，并从认知的角度进行分析乃至双语对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异同充分体现在表示相同概念的词中，因而词义认知网络的建构就成了探究不同文化的绝好突破口。一方面，文化创造隐喻和转喻。文化是隐喻和转喻的知识来源和建构基础，许多深层的文化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隐喻和转喻表达，而不同语言文化在隐喻和转喻运用上又往往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文化因素多元产生了多元的国俗语义。词义的引申受到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宗教背景、习俗背景、文学背景、神话背景、地理背景、历史背景等。 在范畴理论观照下，语言中每一个多义词都形成一个范畴［3］，每一个多义词的词义都构成范畴中典型和边缘之间的连续体［4］，在这个连续体中这个多义词由于共时和历时的演变，其诸多义项相互关联而又彼此不同，各自担当典型义项和边缘义项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演变的过程不断地调换，整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渡的过程。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一个多义词的诸义项则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无论这些义项形成于历史上哪个时期、其与同时期的其他义项有何关联，只要还为今所使用、保留或记忆，便可以认定还存在这个范畴中。根据符淮青的观点，义项的确定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确定义项标准、原则的差别和义项的表述［5］，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包括其使用环境，可以认为语境是决定词义及其义项构成的决定性因素。本文认为这里的“语境”，除了指实际使用的语言环境、词语的搭配外，还包括使用语言的文化环境，即承认词义的形成和变化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文化对同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同一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受到地理环境、思维方式、民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便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的义项。因而可以认为，一个体现着“民族文化色彩”的国俗词语就是一个多义词，并形成一个多义范畴，范畴内的成员即多义词的各义项，其分布是按照各义项与核心义项的相似程度由内向外逐层扩散的。 二、国俗语义义项划分的可行性 吴小晶（2002）提出了“一词多义”和”一词多涵”的问题，认为内涵意义的所指，相较于情感意义、联想意义等，内涵意义为“由一个词所指事物的本质特征而联想到的那些非本质的或公认的特征”。［6］所举例子为“原子弹”，通过联想便被赋予了“破坏环境”、“有威慑力”等内涵项。此处暂且不论其对“一词多涵”的定义合理与否，该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注意到了一词多义的“义”是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意义，并将内涵意义独立于概念意义之外单独考察。这为本文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划分多义词义项提供了可以操作的空间，多义词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正是词的概念义所不能概括的，同时这些文化内涵也是由“联想”得到的“非本质的或公认的特征”［7］。 虽然吴文为国俗语义义项划分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正如其文所说，“较之概念意义，内涵意义显得更加模糊，更难把握。它经常随着文化、历史时期和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只考察群体认可的内涵意义而不计个体差异，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而且“有些词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之间的界限不总是分明的”。这里便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内涵意义既然不是情感、文体等方面的意义，那么它具体指什么；二是在实际辨别内涵意义的时候较为困难。吴文并没有详细指出如何分辨内涵意义、如何划分“一词多涵”的“涵项”，只是笼而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