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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科学的骄傲 苏　然/编译 ● 科学也许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的避难所，但是社会偏见仍在阻碍很多人出柜。 “我曾经是一个金童。”贾斯汀·特罗特（Justin Trotter）回想起自己住在佛罗里达州布里瓦德县肯尼迪航天中心附近度过的少年时代时如是说。他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的英俊、口齿伶俐的儿子，学习成绩优异，包揽科学展览的获奖项目，并从14岁起就在大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了。 但是他一直在和内心的秘密作斗争。特罗特如今是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博士后，他说早在11岁或是1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感觉到自己受到男孩的吸引——在他过去一直所受的教育中，这种感觉是羞耻的。所以，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这整个时期，他说，他都在拼命隐瞒自己的性倾向，假装表现得很阳刚，就是为了能融入大家。 “我害怕处理这个问题。”特罗特说。到他读大学本科的那些年，他一直饱受疲惫、抑郁症和惊恐发作的痛苦。“我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埋头在实验室工作，”他说，“那是我的避难所。”但是，即使在实验室，痛苦依然折磨着他，“我感觉我的记忆力变差了，思维也不像原来那样敏锐了。” 直到他在坦帕的南佛罗里达大学读研究生的最后两年，他才终于出柜，向几个亲密朋友坦承自己是男同性恋。随着这个消息传开，他发现自己的抑郁症减轻了，精力好转了，对工作也更专注了。 “当我感到依然能做我自己，做一个健全的人，”特罗特说，“那么，我相信出柜对科学研究一定有好处。” 这样的心声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都能听到。那些性别认同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LGBT)的人士，长期以来受到歧视甚至更糟糕的待遇：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以及在俄罗斯和部分亚洲地区，他们仍被视为社会弃儿甚至是不法之徒。但是，世人的态度正在改变。根据皮尤研究全球态度项目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公开的男同性恋在西欧、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大片地区，具有高水平的公众接受程度（参见图示“接受程度”）。这种态度改变在美国更加明显，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事业的家园，公众态度转向接受LGBT人士的速度几乎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快。往往在社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下，美国各州的法院和立法机关相继解除对同性婚姻的限制，LGBT平等已凸显为一个主要的民权问题。 “对LGBT群体来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特罗特说，这与几十年前妇女和少数族裔开始在科学界力争更大的认可度的情形并无不同。正如那些群体曾经做过的，LGBT科研人员正力图通过建立一个在信息、支持和网络方面互相帮助的机构和兴趣小组的基础设施来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期。 出 柜 在这个全新的开放环境下，LGBT科学家发现更容易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或是至少更容易考虑这么做。“我一直不停地收到很多年轻科学家发来的电子邮件，问是否可以和我见面。”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本·巴雷斯（Ben Barres）说，他在1997年从男性变为女性，并已成为科学界LGBT问题的著名代言人。 但是就像当初的少数族裔和妇女一样，LGBT科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LGBT科学家害怕出柜——如果只是因为论文发表、事业发展和职位晋升很大程度基于同行评价，而这可能会受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偏见影响。许多学生可能会完全避开选择科学研究作为职业生涯——尽管无人知道，因为没有人数过。 “我担心科学界可能正因此失去一大批人才。”特罗特说，而改变此现状的唯一途径是科学界向其LGBT成员伸出双手，并进行坦率的对话。 实验室是进行这种坦率对话的一个极好场所，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攻读神经科学研究生的卡莱·埃德米斯顿（Kale Edmiston）说，“关于科学家很酷的一点是我们试图忍住评判，而去收集信息。”那正是埃德米斯顿在2010年开始变性时所发生的情况。他告诉他研究组的每个人他将注射激素，他的外貌将会发生改变。他们的反应混合了同情、兴趣和好奇。“我的很多同行和同事真的在听并且听到了我所说的。”埃德米斯顿说。瑞秋·帕德曼（Rachael Padman）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差不多有同样的经历，当时她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研究生，从男性变性成了女性。“一个同事称呼我时，永远无法从‘他’改为‘她’，”帕德曼说，“不过那也只是过去35年来不接受我的人中的其中一个罢了，几乎从其他任何人那里，我都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点共鸣。” 不过科研中的道德观念也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薇薇安·昂德希尔（Vivian Underhill）说，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大学北极和高寒研究所的野外水文学家，也是关于LGBT科研人员的系列博客《酷儿科学》的作者。“作为科学家，我们都认为自己比较客观，”她说，应该把私人的和社会的问题跟科研工作分开，“而且这么做通常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常常会误导人们以为他们不谈论这些问题就能消除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