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城市基本原则和标准.docVIP

法治城市的基本原则与标准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唐稷尧 人物简介 唐稷尧，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学历。长期致力于刑法、犯罪学研究，在刑法基本理论以及行政刑法、经济刑法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中外法学》、《现代法学》、《法学家》、《法律科学》等国内权威、知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出版专著、主（参）编教材4部，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及省（厅）级课题6项，获得中国法学会、四川省（教育厅）各级各类奖4项；是省级精品课程《刑法学》的负责人和主持人。多次受邀参加国际刑法学术会议、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历次年会和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历届专题研讨会，其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刑法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关注和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运行模式，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与条件。在社会有机体中，法治和经济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互动关系。市场经济能够为法治提供某种客观物质基础，但这种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的发展仍然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法治则是这种制度基础上最为核心的部分。 我国经济社会在获得巨大发展之后，原有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也日渐式微，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与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种模式的转变中，法治因素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主要产业，是我国未来经济所大力发展的产业，但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较低相反，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因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主要是一种非人格化交易，而非人格化交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否则，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并使人望而却步，而法治的要义之一就是要建立起这种非人格化的规则体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 2012年成都市委1号文件、市政府9号文件确立了成都市创建全国首批法治城市的法治建设目标，这对于提升成都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会对成都市以“领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为目标和定位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与保障。不过，法治城市的建设不能只是流于抽象的观念，更不是标签与口号，它必须要有具体的衡量标准与评估体系，是一种看得见的、可量化的正义，具体而言，它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政府法治：法治城市的核心 法治作为社会政治文明的集中表现，其关键在于政府依法行政。政府法治考察的是各级政府的规则遵守程度，即守法程度。我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长期实行的是“政府推进型”法治，这种模式天然暗含了“政府”权力不断扩大与法治所要求的政府权力有效制约之间冲突。因此，如何规范政府权力，为其权力划定边界是创建法治城市的关键。 要做到法治政府，则必须强调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公正性和服务性。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即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行政权力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权力边界，由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经济活动的调控者，这样才能杜绝权力与经济的联姻，防止行政权力任意干预经济活动；公正性则要求政府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并且保障制度的明确性、稳定性和公开性，使各类主体能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预测经济活动的前景预期、科学安排其经济活动，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的利益；服务性要求政府在经济或社会治理的活动中必须由过去的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坚持市场主体为本，为市场主体进行市场活动提供各种高效、便利的措施。 此外涉及公众和市场主体的相关信息，政府应及时、主动地公布，切实做到信息公开。只有行政权力切实坚持了这“三性”，才能为成都建设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世界生态田园城市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立法民主：法治城市的前提 法治显然是规则之治，但是，单纯对规则的强调并不能自然就实现法治的目标，因为法在内容上有善恶之分，而对无良恶法的严格执行无疑是公民与社会之大害。因此，真正的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做到有法可依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可依之“法”的良法性和正义性，一句话，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有鉴于此，城市在其根据地方性特点和事项进行地方性立法时，必须体现与保障立法的科学与民主性，这是实现城市法治的法律前提。 在保障立法的民主性方面，一定要落实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完善公众参与和立法公开的机制。特别是成都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措施和制度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制定过程中更需要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立法活动，做到集中民智、反映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