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熹心性论.docVIP

浅谈朱子性情论 ［摘要］本文试图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孔孟至“二程”，追寻朱熹理学中的性情论的源头，并试图探究朱子的性情论与先人性情论之间的联系。朱熹的性情论是正统儒家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即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性本善的观念，同时，他又增加了对人类如何认识非伦理道德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发生、如何解决的问题的回答。 ［关键词］性情论 心统性情 道心 人心 探究朱熹的性情论必须要对朱熹之前的思想家作一个大概的认识，这包括了先秦时期的孔孟，秦汉及隋唐董仲舒、韩愈、李翱，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下面分别介绍诸位。 一、朱熹的性情论源头 1、先秦时期 孔子（前551—前479），孔子把性这个范畴提了出来，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是说，人生而具有相近的本性，只是由于后天不同环境和习染才有品德上的差异。但是他并没有具体说明人性如何相近，也没有涉及到人性的根源及其善恶问题。 孟子（约前372—前289），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里，徐复观先生说“孟子在中国文化中最大的贡献，是性善说的提出”。在我们来看，孟子的性善论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是成为道德性的先天根据。 第二、发挥不了人的善性的原因或者发生恶的缘故，是由于无节制的追求欲望。 第三、人的本性具有四端。在这一点上人是与动物根本上区别的。人与动物是在生物学上类似，但在仁义礼智上人与动物是明确区别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1-6） 2、秦汉及隋唐的理气性情论 汉代的董仲舒(公元前约179—约104)，他吸收阴阳观念而把性情看成犹天之阴阳。“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深察名号》，《繁露》卷10页11）性之表现于外者为仁；情之表现于外者为贪。“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实性》，《繁露》卷曲10页19-20）他把人性分为三种，即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是本然至善的，斗筲之性是纯恶的，故皆“不可以名性”。惟中民之性可善可恶、可上可下，所以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改善，即“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董仲舒的这一“性三品”说经东汉至唐朝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性情三品说”。 唐代的韩愈（公元768—824），韩愈是在汉唐时期性三品说的集大成者。他关于性情品类的观点是中国人性论上有特色的观点之一。他的性三品说和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之间没有本质上区别。唯有区别的是韩愈提出仁、义、礼、智、信作为判定性之品级的标准。葛荣晋先生把韩愈的性情论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性情说。他说：“性也者，与性俱生也。情也者，接与物而生也”。“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原性》)又说：“情者七：曰喜、曰怒、曰惧、曰爱、曰恶、曰欲”。（同上）性是与生俱生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德；情是接物而生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性是先天具备的。而情是后天得到的。 第二、性分为三个品级。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 第三、情也分为三个品级。他说：“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中；中焉者之于七，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原性》） 第四、依据性情相应的原则，他认为上品之性必发为上品之情，中品之性必发为中品之情，下品之性必发为下品之情。性和情是不可分开的，要以性控制情。 李翱（公元772—841），唐代李翱把中国传统的性善情恶论和佛教的佛性论结合起来，提出了灭情复性说。在他看来，人性本善，所以人皆可以成为圣人。但是由于七情的干扰，人不能成为圣人。在他看来，性与情的关系如同水和沙、火和烟的关系一样。性和情不但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因此他说：“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因情以明。”（《复性书》） 他还认为情是由性而派生的，性是根本的，情是从属的。而且只有通过情，性才能表现出来的。因此，在恢复人之善性成为圣人的路上，人是应该经历所谓“灭情”的途径的。 因此，在他看来，性是善的根源而情则是恶的根源。在这里，我们看到李翱与韩愈之间的不同点。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本来是没有区别的。这是圣人的内在根据。这样一来，他的灭情复性说成为性善情恶的总结，也是宋明理学的“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