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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 李金铮 ? 2012-08-24 14:14:23　　　来源：《历史研究》(京)2012年1期 　　 　　【英文标题】Ten Major Controversies in the Early Modern History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071 　　农村、农业和农民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础。马克思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①恩格斯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②马恩的经典论述，对中国乡村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一向是农业大国，“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③中国历史的实质，主要就是农村演进史。理解了农村历史，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本文所谓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1840-1949年中国乡村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中国乡村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如此，它还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趋向及其问题。由此，研究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就有着非常特殊的学术意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时起，就高度重视乡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乡村社会的调查和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是当时的代表性重大事件。薛暮桥、钱俊瑞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参加论战，不仅促进了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对中共革命理论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们多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但可谓开启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之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益发展和社会思想的巨大变化，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迄今8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有关论著不断涌现，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形成激烈论争。本文主旨，就是从大量论著中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论争性成果，这些成果既关注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上的实质性问题，也反映了80余年来的研究发展脉络。④同时，还力求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具有理论意义的参考，推动该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当然，所述论争如能为当今中国乡村发展的路径提供一些认识上的参考，也是笔者所期望的。　　一、失调还是适度：人地关系论争　　土地之于中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性，无须强调。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人地比例关系和土地分配关系。本文主要从维持生活的角度，探讨关于人地比例关系的论争。　　人地比例关系是否协调，其底线取决于现有耕地能否维持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即维持人生命最低限度的需要，通常用维持一个人最低限度生活所需的地亩数来衡量，亦称“温饱线”。在界线以内，人地比例关系就是适度的；超过界线，则产生人口压力。由此，温饱线的确定是判断这一问题的前提。　　温饱线的估计久已有之。战国时期，李悝提出人均4亩方可达到粮食自给。至清前期，张履祥、洪亮吉等人仍沿用此说。民国后，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各种估计甚多。全国的估计，有的仍为4亩，有的则为5亩、9亩、10亩不等。地方的估计，南方农村有2亩之说，华北农村有5亩、6亩之说。⑤尽管上述说法很少通过计算得来，根据语焉不详，但也成为近些年研究此问题的学者判定中国人地比例关系的标准。　　在近代中国，不少学者持中国人口压力巨大以致现有耕地不能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生活的观点。晚清时期，汪士铎曾力陈人多之害，田地之力已穷。⑥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持此意见的学者更多。翁文灏认为，即便利用各种方法增加农产，推广种植，也仅能维持人们最低的生活水平。稍有水旱兵灾，虽吃尽草根树皮，也不能养活所有人。所以中国土地虽广，但人口压迫已到世界少见的严重程度。⑦乔启明也认为，我国农村人口问题的重心，在于数量过多，致使人口与生活资料失调，土地不敷分配，人均收入减少，因此形成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⑧由此，他们提出了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有的侧重一种，或节制生育，或促进中国工业化，或垦拓荒地等。更多学者主张双管齐下或多策并举，譬如发展机器工业与向国外移民、节制生育与振兴实业、改良农法、移民边疆等。　　相反的声音则否认中国人满为患，反对节制生育和减少人口。清道光时期，徐鼒就批驳“生齿日繁，尽归之农桑，恐地不足以给”之说，认为只要充分利用土地，即可保天下无饥。⑨后来，梁启超也认为不仅不存在人满之患，而且有许多荒地未能开垦，已耕土地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只要尽地力，迅速发展农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