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7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ppt

至今未有实验证明转基因植物向细菌的基因水平转移。少数资料推测HGT可将基因转入与植物共生的真菌，但缺乏稳定整合和遗传的证据。 （4）植物基因转至细菌中并不能说明在细菌中有功能，还应考虑GM作物中所用的调控序列（启动子、增强子）与细菌中的不同，基因中有内含子也可能不会被受体识别。以上每一步都需有试验数据证实。 ? 假设向微生物的HGT可能发生，则产生另一个问题是“那会怎样？”。 对某一特定的转基因是否有特殊的后果需要分析！显然，这不能一般化概括，而应采取个案分析（case by case）和基因个案分析（gene by gene）的原则。 例如：人们关注抗生素抗性基因对人畜治疗有效性的影响。 以往对KanR基因nptⅡ已作过详细的风险分析，结论是，由于KanR基因已在土壤和肠道微生物中广泛存在，因此细菌从其他细菌获得KanR的机会应显著大于细菌从转基因植物获得KanR的几率。鉴于卡那霉素作为一种抗生素在治疗中的价值有限，GM作物中的KanR对人体治疗的影响似无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 间接生态影响是一个很广的伞状概念，包括对非靶生物、有益昆虫及土壤生物群落的影响等等。 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对测定什么以及如何测定仍有争论。 任何生态影响都包括有利的一面和潜在威胁的一面，重要的是GM作物的潜在间接生态影响是否与常规作物品种在质和量上有什么不同？ 以抗虫Bt作物为例，其潜在生态影响包括两方面：（1）对非靶生物的直接影响；（2）通过食物链对非靶生物的间接影响。 （四）GM作物的间接生态影响 对非靶生物的直接影响是指其毒性。Bt蛋白专一性地针对某些昆虫如鳞翅目昆虫，而不是专一性地针对某一种昆虫，因此对同一类昆虫仍可产生影响。如Bt玉米的花粉对大斑蝶（Danaus plexippus）幼虫的影响。Losey等报告在实验室中用撒有Bt玉米（N4640）花粉的马利筋（Asclepias syriaca）叶片饲喂大斑蝶的幼虫，死亡率达44％，从而引发了对Bt玉米环境风险的争论。 随后研究的结论是，目前商业化栽培的Bt玉米杂种的花粉对大斑蝶种群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其根据是：大部分杂种玉米花粉中Bt蛋白的表达量很低，在田间达不到急性毒性值，玉米散粉期与大斑蝶幼虫发生期很少重叠。 斑蝶减少的真正原因，一是农药的过度使用，二是墨西哥生境的破坏。Losey等的研究结果并不代表田间状况，由实验室结果推导田间实际情况必须非常谨慎。 2002年6月，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题为“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 ，声称“中国抗虫棉破坏环境”，从而使中国抗虫棉成为国际上GM作物安全性争论的重大事件之一。 事实上Bt棉的应用使农药用量减少70%～80%，人畜伤亡事故大大减少，生态效益十分显著。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试验表明，由于少用农药，抗虫棉棉田中的捕食性天敌（瓢虫类、草蛉类、蜘蛛类）数量大大增加，棉蚜（伏蚜）的数量减少了443~1546倍。 更难研究的是对非靶生物的间接影响（食物链），如Bt作物对害虫天敌和寄生蜂等的影响。 ★ Bt蛋白对天敌和寄生蜂无直接毒性，因此田间的任何影响都来自于间接效应，如食物数量和质量的降低。据Birch等报道，二星瓢虫（Adalia bipunctata）取食生活在转GNA基因的马铃薯上的蚜虫后，其产卵率和卵的存活力降低。 ★ 但Down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吸食含GNA饲料的蚜虫的体重与对照蚜虫的体重一样时，则未发现这种效应。因此瓢虫发育迟缓与蚜虫体重的降低有直接关系。 Hilbeck等报告草蜻蛉捕食Bt玉米上的Spodoptera lottoralis后，对草蜻蛉的死亡率有影响， 但Lozzia等以同一Bt玉米品系上的蚜虫作为草蜻蛉的食物，则发现对草蜻蛉幼虫的发育和死亡率并无影响。分析的原因为：S. lottoralis并不是草蜻蛉的最佳食物，在田间条件下草蜻蛉更喜好以蚜虫为食，因而与上述GNA一瓢虫的例子有相似性。 还应指出，并非所有间接生态效应都一定是负效应，非预期的有益间接效应也已有报道，如Artim等报告由于Bt玉米上产霉毒素的真菌感染减少，使GM玉米中fumonicin毒素的含量降低。 * 第六章 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 一、风险和风险分析 风险既是一种容易直觉、又是一种难予界定的概念。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存在风险，不管意识到与否，人们经常都在需要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不同的人对“风险”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人对不同事情的风险也有不同的理解。 对“风险”一词，通常人们最容易理解的是，发生危害的几率（可能性）和危害的大小。可用下式表示： 风险＝几率×后果＝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