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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元史研究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 我与元史研究 　　　　　　一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1955年9月，我进入北大学习。当时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强调学生以学习为主。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更增加了学习的气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春天开始“大鸣大放”，接着便是“反右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双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停课进行的。1958年夏天，历史系两个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分赴各地，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一年左右时间，跑遍了新疆北部广大地区。1959年夏天，回到高校。这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退去，学校重新安排课程，争取在我们毕业以前多补一些课，同时要求学生自行选择“专门化”。我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史，以为可以定下心来读点书了。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希望在离校前多学一些知识。当时系里开设了不少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擅长各时期历史的教授分段讲授，如翦伯赞讲秦汉史史料，邓广铭讲宋史史料，邵循正讲元史史料等。80年代前期，我和陈智超同志邀集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编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大学历史教材，即由于当年听课的启发，感觉这门课对于初学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秋天，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与苏修论战，其间还有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被打乱，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编书，当时认为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化的重要途径。开始是各专门化选择一个项目，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革命，于是整个年级一百来人齐上阵，共编一部书，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数易其稿，但最后是不了了之，成了一堆废纸。 　　回顾一下大学五年的历程，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五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政治运动和民族调查中度过的，书读得很少，教学计划中的不少课程没有学过。名义上是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当然，应该看到，这一段大学生活，也是有收获的。从学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运动中，我和同学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以后工作中，一直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而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更使我大开眼界，对于民族问题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了解。在此以后，我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此外，尽管运动频繁，与老师接触不多，但北大特有的学术气氛，仍可以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零星接触中有所感受。学术气氛的熏陶对于初学者是至关紧要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以后的道路。从北大老师们的身上，我蒙胧地领会到治学的艰辛和乐趣，从内心滋长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 　　毕业以后，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几个学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革”中以简称“学部”闻名遐迩。我到历史所的时间是1960年9月，当时历史所同样大兴集体编书之风，新来者立即也被卷入这一热潮之中。历史所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是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动员了所内的主要力量，还有外单位的同志。力量不可谓不强，进展却相当缓慢。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进行调整，科研工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向年青人提出了打基础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打基础当然特别重要。但是，如何才能打好基础，却是心中无数。可幸的是，历史所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又有不少奋发向上的青年伙伴，他们给了我种种教导、启发和帮助，使我能较快地走上独立从事研究的道路。 　　历史所有一个民族史组。1955年前后，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历史所民族史组即为此而设，负责人是翁独健先生。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共同编书的计划作废，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存了下来。我参加过民族调查，对民族史很感兴趣，到所后便报名到民族史组。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史学者，他很重视年青人的培养，循循善诱，指导制定研究计划，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正是在翁先生的启迪下，我用二、三年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的各种文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开始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训练。 　　翁先生特别重视资料工作，他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学会资料的搜集、整理，才能做好研究工作。而资料的搜集应力求彻底、穷尽，即使不可能真正做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对于资料，要认真加以整理，严格分辨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翁先生强调在了解前人研究基础上认真选题，立论必须言之有据，切忌空泛。论文写作应该交代以往研究情况及文献出处等等。后来知道，这些都是外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