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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的“经济人”解读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明清易代的“经济人”解读 四、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传统观点无原则地推崇农民起义，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都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英雄。由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京城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所以李自成的“业绩”更得到历史学家的推崇。但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在京城维持了一个多月即迅速败亡，许多学者都为李自成惋惜。哪些错误导致李自成最终成为悲剧人物？ 从宏观历史看，李自成所率领的“贫民起义”势力，与最终推翻了统治王朝的反秦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中的势力根本不同，而与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清朝后期发生的洪秀全起义颇为相似。唐末黄巢起义尤其与李自成起义的情况相似。虽然黄巢也攻占了唐朝的京城长安并建立大齐政权登基称帝，但他也没能维持政权，而是很快败亡。从表面看，黄巢没能推翻唐朝而李自成却直接推翻了明朝，李自成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但这完全是由于在东北崛起的满清政权对明王朝也构成致命威胁，崇祯皇帝本人也刚愎自用，不愿意离京避祸以观天下之变。从这一角度看，李自成起义并没有多大特殊的研究价值。 笔者以前曾读过一篇文章，谈到明末历史事变时说，作为汉人势力，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占领了京城竟然没能稳坐江山而迅速败亡，而只有十万兵力的满清却能够驱逐李自成定鼎中原，造就大清267年的基业，很值得研究。笔者以为，探讨为什么李自成不能稳坐江山而外部势力满清却能坐江山二百多年，确实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能够从中发现隐藏于历史深处的某种规律性。 当然，要想发现不同于“唯物史观”的规律性，需要利用全新的分析工具。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变迁，需要利用公共产品理论。自从人类进入定居农业以后，就必须有人提供“保护”和“公正”才能够生存。现代经济学把“保护”和“公正”等一经生产出来人们便不得不享受的产品称为“公共产品”，政府就是向其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就形成了由县衙向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县域范围内的行政管理以及刑事、民事案件，都由县官（县太爷）一手处理。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因为保护成本与统治地域的周长成正比，而收益却与统治地域的面积成正比，所以统治范围越大，统治者收益越高，被统治者的负担反而越轻。所以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都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建立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既要使百姓接受，也要打败潜在的竞争者，所以需要很高的交易费用。中国历史上一些大战乱之后，逐渐形成了分裂割据局面，从公共产品角度分析，就是谁也没有力量“支付”建立全国统一政权所需要的交易成本。 利用公共产品原理，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农民起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称为“贫民起义”；另一类是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贫民起义”的参加者都是由于天灾迫使他们无法生存，必须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谋生”，所以必须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都是如此。“社会起义”要么发生在由兼并战争建立不久的王朝，例如反秦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要么发生在内部篡位王朝，例如反莽起义。在兼并王朝统治时期，国家各部分的“融合度”较低，皇帝在被兼并地区也不具有多大正统地位，而篡位王朝的皇帝则在全国都不具有正统地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包括官僚、地主阶层的许多成员）的反抗，形成“社会起义”。这类起义的领导者都力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所以都能够利用原有社会中的官僚地主阶层（阶级）。 “贫民起义”和“社会起义”的最大区别是，在“贫民起义”中地主阶级是支持王朝或直接参加镇压（起义）的，而在“社会起义”中地主阶级却是支持起义或是直接领导起义的。结局当然也截然不同：“贫民起义”总陷于失败，而“社会起义”却总是推翻了原有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有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搜索拙文《中国历史循环之谜新解》）。 李自成起义完全符合“贫民起义”的特点，它的参加者都是在天灾打击下无法生存的农民，其行动是破坏社会秩序而不是建立社会秩序。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善于破坏旧世界，但是却无力建设新世界，所以他们的失败就完全是必然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进京后文臣武将的腐化骄傲，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只具有宣传教育意义，而与严谨的科学研究很少相干。 贫民起义领袖并不代表历史前进的动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许在于，他本人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与张献忠相比，他并不是嗜杀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历史资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拥戴的记载，官书的《明史》也称赞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郭沫若在文章中也说到，李自成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又能敢作敢为，并且认为李自成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