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区域合作战略重心东移——利益诉求与制约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PDFVIP

印度区域合作战略重心东移——利益诉求与制约因素 葛成 摘 要：近年来，“东向”政策在印度区域合作战略中的分量加重，印度区域合作战 略重心呈“东移”态势。这一方面源于对外经济合作或贸易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则与 中国快速崛起高度相关。在战略东移过程中，政治与安全利益诉求相较于经济利益诉求而言 重要性不断提高，体现印度与其合作伙伴在制衡中国的目标上较高的一致性。印度区域合作 战略东移仍受国家实力、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南亚地区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其未来如何发 展仍有待观察。 关键词：区域合作 “东向”政策 制约因素 一 印度区域合作战略重心不断“东移” 印度“东向”（Look East）政策的不断推进，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自20 年前“东向”政策提出以来，在经济合作、对话机制建设、安全合作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这一方面源于对外经济合作或贸易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则与中国快速崛 起高度相关。从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东向”政策相较其它区域合作机制，如南亚区域合 作联盟（SAARC ），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OR-ARC ）以及孟中印缅（BCIM）合作论坛等， 具有明显优势。这些合作机制的发展普遍受制于区内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缺少技术与资金 支持，比较优势雷同，内部贸易量小，形成区域内产业链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中国快 速崛起的背景下，“东向”政策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找到了与美、日、澳等国的利益契合点， 发展前景广阔。尤其近10 年来，“东向”政策事实上成为了印度区域合作战略的核心，印度 区域合作战略的重心不断“东移”。 作为“东向”政策的第一步，印度把与东盟的关系看作战略利益通往东方的重要桥梁。 1995 年，印度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次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2 年，印度与 东盟建立了第四个“10+1”合作机制；2003 年，印度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4 年，印度与东盟签署了旨在促进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安全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和 平、进步与繁荣的伙伴关系协定》。进入21 世纪，“东向”政策的推进步伐加快，合作范围 涵盖从东南亚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广大地区，合作重点也从经济交流拓展到海运 安全、反恐和军事交流等方面。2005 年印度成为东亚峰会（10+6）成员，2011 年 11 月， 美国和俄罗斯正式成为东亚峰会成员。自此，“东向”范围彻底超越东南亚，扩大到中、日、 韩以及包括澳、新在内的广大地域，并使印度拥有在地区机制中与世界主要国家对话的平台。 同时，东盟及美、日、澳等国对 “东向”政策给予积极回应。从东盟角度而言，积极 回应印度的地区合作需求，有其自身的战略考虑：保持东南亚地区大国力量平衡。首先，冷 战结束后，美苏实施战略收缩，东盟认为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无法保障地区安全，最佳选择是 “利用各大国追求权力的欲望，使它们在该地区的力量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而印度正好 是平衡其他大国影响的潜在力量。其次，由于印度经济从90 年代中期一直向好，被东盟视 为另一个同样具有广大市场和良好经济发展前景的开展贸易和投资的重要目标，因此，东盟 希望通过与印度的经济合作，避免形成对中国贸易、投资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在中国快速 崛起的背景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甚至美国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配合甚至引导印度 “东向”政策的实施，不免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战略考虑，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在印度“东 向”政策中的重要性随之提高。 二 战略重心 “东移”中政治利益诉求与经济利益诉求并重 独立初期，尼赫鲁就提出把印度建设成 “有声有色的大国”，他的一句最有名的断言就 是：“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 1 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不论 上世纪末瓦杰帕伊关于“21 世纪超级大国”的鼓吹，或者时下辛格政府 “印度世纪”的宣 传，都可以看作是印度始终不乏大国抱负，且一直保持强烈的世界大国地位欲求的表现。在 南盟经济合作发展相对滞后的背景下，“东向”政策最初的利益诉求首先是分享东盟国家欣 欣向荣的经济繁荣、进入拥有5 亿人的广大市场、获得更多国外投资以促进印度经济快速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