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关于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docVIP

先秦法家关于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 先秦法家是君主专制最积极的鼓吹者。学界对韩非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虽有不少论述，但对整个法家学派论述甚少，拙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圣化君主的理论 君权神授是说君主专制最有力的辩护词。法家虽然把君主专制思想推向了极端，可是他们对这一套理论却不大相信。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概括言之叫做“圣化”。神化与圣化不同。神化把君主说成是神的化身或神的代理人，君主具有超人类的性质。圣化则不然。圣指极其聪明、极有才能和明达事理。《管子·正世》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始终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说：“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神化与圣化在认识上是两种不同的认识道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圣化具有突出的理论思维色彩。法家“圣化”君主有两个最主要的理论：一是君主拯救人类说；二是君与道同体说。 君主拯救人类说是从他们的历史观中引申出来的。法家认为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商君书·开塞》把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韩非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当今”四个时期。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充满了矛盾斗争。君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法家面向人类社会自身，从人类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探讨君主的母胎，这是一个光辉的思想。不过他们的说法又不尽相同。慎到认为“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慎到所说的“理”，即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人类最初由于没有“理”，所以天下大乱。天子是为了“通理”宁天下而产生的。《管子·君臣下》认为，人类最初由于无“君臣上下之别”，造成了“以力相征”的乱局。在相互争斗中，“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发之德，而民师之”。这种智者就是最早的君主；因此又说：“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商君书》的见解更要深刻些。作者从个人、家庭与社会的矛盾，财产分配的矛盾以及权力占有的矛盾总合斗争中阐述了君主的产生。韩非的看法更具特色。他认为人类最初完全依靠自然生活，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自然财富增殖速度和生产增长速度，于是打破了原始生活的平衡，人们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引起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在人与自然斗争中产生了有巢氏、燧人氏、鲧、禹这些生产领袖，他们是后来帝王的雏形；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产生了以权力为标志的真正的君主。法家认为人类社会矛盾运动是君主产生的基础，君主又把人类从自相争斗濒临危亡的险境中拯救出来，把人类从“兽处群居，以力相征”，“智者诈愚，强者陵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的状况下解救出来，使人们各得其所。在法家看来，当时所知道的一切文明，如君臣之分，夫妇之别，礼义道德，赏罚，土地财货之分，乃至科学技术文明，都是圣人君主创造出来的，君主把人类从混浊引向光明。可是当今(即战国时期)又遇到了祸乱，“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的历史任务又落在了“新圣”肩上。圣人君主拯救了人类，自然应居于人类之上，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如果说君主拯救人类说从历史角度论证了君主专制的必然性，那么君与道同体说则从哲学高度论证了君主专制的绝对性，司马谈父子指出法家归本于黄老，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所谓归本于黄老，包括哲学上的许多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接受了黄老有关道的理论。黄老的道是唯物的，抑或是唯心的，暂且不论，要之，道是万物之源，同时又是事物的运动规律。法家接受了这种理论并创造性地把道与法和君主联结起来，用道论证法和君主的必然性与绝对性，使君主专制获得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在法家中最早用道论证法的是慎到。道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包容万物，二是对万物一视同仁。法与道相对应，法是道在人世间的具体体现，因此法也有两个特点：其一，法包容一切人事，一切实行“法制”，“事断于法”，“唯法所在”；其二，法对纷纭的人事要一视同仁，如同“权衡”、“尺寸”一样，公正无私。所以慎到又把法称之为“道术”、“常道”、“法度”、“常法”、“度量”。《管子》书中法家派进一步阐发了慎到这种认识，他们把顺从“道”作为立法和执法的基本原则。正像《版法解》所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日月无私”。《七臣七主》提出立法要从“天时”，顺“地宜”。《禁藏》还具体论述了四时之法禁，把自然规律纳入立法的内容，使人们必须遵守。法是“道”在人事上的体现，然而法又是君主手中的工具(这点下边再论述)。很明显，这种理论对君主专制是极为有利的。 韩非继承了上述理论，但又进一步提出了君与道同体说。《扬权》说：“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由此可见，君是道的人格化。韩非还反复强调君主要“体道”。《解老》说：“夫能有其国保其身者必且体道，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