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港，从红房子忆起.docVIP

大连港，从红房子忆起 　　这里有大米白面 　　大连港，这个城市最东端紧临大海的码头，因为有了它所以有了这个城市；因为有了它世界知道了大连。百余年的沧桑岁月不知承载了多少舟船进出，百余年的海浪潮汐不知迎送了多少人员往来。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苦难劳工，从这里开始，用双手一件件搬起了港口吞吐，用肩膀一步步扛出了车船运输。 　　解放前，这里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大连港红房子。 　　红房子所代表的大连港，不仅与这个城市相关，也与我们家族密不可分。这里是我二大爷、我父亲、也是我工作一生的地方。 　　我家一直保存一摞解放前往返于山东老家和大连港红房子之间的信。其中一封是1932年从大连港红房子邮局寄出，因邮路不畅而不知碾转多长时间，直到1934年我爷爷才收到。上面记录了我二大爷李吉振和同村本家兄弟两人背井离乡，从穷山沟徒步到济南乘车，再坐船到大连港红房子后的情况。信里说：只要在这里肯出力就有大米白面吃，就能吃饱饭，还能吃上肉，还有听戏的地方，住在成排成排的红色砖砌大瓦房里，门和窗上面是一种透明能看见外面、还不透风叫玻璃的洋东西。冬天屋中央有一排火墙，烧得火红火红，很暖和。这里生活很好，让我爷爷放心，最后让我父亲到大连港红房子找他，还说在大连能找到媳妇，给定亲，不用我爷爷操心。 　　1935年，只有16岁，从没出过山村，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拿着这封来信，独自一人，两眼摸黑，坐船来到大连，凭着信上的地址一路打听，找到了大连港红房子。父亲说过，刚来大连那天，我二大爷在码头干活，是红房子管理站和同乡会接待的，先洗澡、后吃饭。他们把父亲穿来的衣服和鞋子一把火全烧了，给了一套新的让换上。后来才知道烧衣服、洗澡是消毒防传染病，否则不让进门住宿。 　　二大爷看到我父亲狼吞虎咽地吃猪肉，就一连几天领着他到寺儿沟饭店，吃够为止。父亲在老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大米白面在这里却是经常吃。 　　还有几封信则是我爷爷找村里认字先生代写的家书，嘱咐二大爷带我父亲在那边多赚钱，说咱山东人不怕出力，好好做人。寄回老家的钱都收到了，用这些钱给家里弟弟定了一门亲事，买了几亩地和一头牛，置办了好多东西，生活比以前富裕，村里人都羡慕得很，还说以后不要往家寄钱了，你们哥俩一定要吃饱饭，多留钱将来娶媳妇。 　　再后来的几封信是说我二大爷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不能工作。爷爷回信询问得了什么病，能否回老家养着，嘱咐我父亲好好照顾哥哥。得知二大爷和红房子里几百人因瘟疫去世后，爷爷让我父亲一定保护好自己，让他将二大爷的骨骸寄回老家安葬祖坟。 　　时髦生活 　　其实，红房子就是一个劳工宿舍，原名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宿舍，简称碧山庄，因其由红砖所盖，中国人习惯称红房子。它坐落在老寺儿沟，占地11.5万平方米，共有92排房屋，其中平房38栋，二层楼54栋和其他建筑组成的宿舍里住了两万多人，最多时住过三万多人。 　　据说，当时出工是轮牌制，轮到你就出工。值班的会拿个铃铛上房号一阵摇晃，你得起来干活。在宿舍分配和用工管理上实行的是老乡编排制，就是以老乡为一个工作队或组，一起出工一起休息。那时候最忌讳偷窃港内物资，在这方面管理惩罚措施严厉得超出想象。 　　红房子人多，是天南地北不同口音汇聚到一起的大杂院。夏季时候院子里全是在外乘凉的劳工，有侃大山的，有练拳习武的。当时这里帮会盛行，山东帮、河北帮、东北帮、江苏帮。山东帮人最多，干活也最有力气。那时候干活是承包制，包工头分配活后，山东帮和东北帮大汉装的装、卸的卸，很快干完，而南方人人小体弱干活较慢，相对受排挤。 　　老寺儿沟一带过去相当繁华热闹。日本人在支付劳务费时，是向码头劳工倾斜的。住老寺儿沟的人一听说是码头装卸工，就知道兜里有钱，腰板也直说话气也粗。体力弱不能干重体力的才去开机械、干零杂、扫场子，普通管理者都没有装卸工的工资高。劳工开饷的时候就是这里馆子、妓院和各类商铺最兴旺的时候。街面上摆满热腾腾的肉包子、油乎乎的油饼和香喷喷的麻花。小酒馆特多，里面到处是猜酒令喝酒的同乡。大连港劳工独创了一种喝酒法——仰脖酒，就是走着路，打二两白酒，一仰脖子喝进去。那时候，寺儿沟电车轨道头是一个跑江湖耍把式的地方，玩皮影的、唱大戏的、打铁卖膏药的都有。当时，劳工也有自己的流行穿戴，一顶礼帽，白色的对襟中式衫，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他们把所用零钱往礼帽夹层里面一塞，就去下馆子或者走亲戚找对象。还有一种时尚就是用纯金镶嵌个金属牙套带上，名叫大金牙，特流行。 　　老寺儿沟这过去有食堂、医院、邮局，还有钱庄。劳工的工资都在钱庄里存着。那时候存取款很简单，只要报出自己的工号就可以自由存取。当时住在红房子里的都是单身青壮年，谁体力好，谁能扛“麻袋包和豆饼坯”，谁就赚钱多。当然，体力好的因酗酒、偷窃、扎吗啡而丢掉工作流落街头的也很多。 　　关于“万恶的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