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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崛起与区域化发展 　　东亚从全球贫困地区崛起为生命力最强的经济增长中心，主要得益于以无歧视原则为基础的开放贸易和投资，这一原则植根于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以及先前的日本和韩国，都是先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然后才参与区域贸易协定。即使是最早在东亚实行经济区域化的东盟国家，也是在1992年正式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之前，就完成了发展阶梯上初级阶段的攀爬。实证研究显示，由东盟产生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对该地区的贸易、产出和就业仅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尽管如此，东亚还是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区域化最活跃的舞台。 　　全球区域化议程提速 　　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6个对话国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对话关系。因此，将东盟自由贸易区扩大到这6国的想法令人难以抗拒。令人深思的是：区域化如何帮助东亚保持经济增长？我们都听过一种令人鼓舞的说法：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印尼和印度将在2050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正因为这一说法被反复提及，东亚一些领导人可能就信以为真了。 　　实际上，东亚国家分布在整条成长曲线之上。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在曲线的底部挣扎；人口众多的印度、印尼和中国处在困难重重的曲线中部；而在曲线偏上的部分，泰国和马来西亚尚需证明自己有能力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在接近稳态点的曲线右上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新加坡则持续着政策调整，以防止人均收入下滑。从经济增长前景来看，东亚16国面临着不同的政策挑战。处于成长曲线下部的国家，只能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处于曲线中部的国家，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知识推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高增长；而最发达的国家必须研发出新技术，才能维持正增长——甚至是保住零增长。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设计一项区域议程，为每一个参与国都带来改变，的确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东亚以外，世界其他地方也在发生着可能性的区域化。世贸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2013年12月初于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前夕，相关预期不断升温。美国正在向东亚一些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不论是从自由化的深度，还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来看，TPP都颇具雄心。马来西亚和越南加入TPP谈判，使得未加入谈判的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看上去像在自我惩罚，因为这使它们无法进入参与TPP谈判的较发达国家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向更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密集型发展，如果置身TPP之外，未来可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蒙受不小的损失。美国的政治动态在我们东亚人面前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尽管奥巴马仍可能具备为TPP赢得“快速通道”的权威。同时，一项类似的大型区域协定正在欧盟（EU）和美国之间展开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它向东亚国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避免被欧盟市场歧视，东亚国家该以多快的速度做出回应？ 　　东亚区域化进展 　　在信息、通信及技术（ICT）、可再生能源、运输技术、纳米技术和复杂的生物经济领域，全球科技前沿不断加速向前推进。作为全球最大的工厂，东亚正与一系列问题作斗争：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污染、淡水稀缺、森林过度和非法采伐、过度捕捞、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及城市规模不经济等。其中许多问题的有效应对，都需要在科学和政治领域展开国际合作。 　　与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东亚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万能之计。不过，在判断东亚区域化进行到何种程度时，应首先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东亚不应局限于东盟国家及其上述6个对话国。东亚区域化的国家范围，必将以类似于欧盟拓展疆域的方式扩大。 　　第二，区域国家联盟的概念对东盟而言是个舶来品。不论将东亚“独有”的东西国际化对于东盟的区域化框架多么重要，事实始终是区域国家联盟的概念早在东盟对它感兴趣之前就已成熟。 　　第三，由于中韩与日本之间令人费解的对立，东亚的区域化是东盟推动的。尽管各方都承认，在某些问题上，东盟可以有10种不同的声音。 　　第四，淡化潜在分歧而不是正面对抗，是东盟由来已久的外交做法，在更广泛的东亚地区亦是如此。 　　最后，东亚人民在处理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采取务实而非理想主义的态度。他们避免对东亚共同体（EA Community）或东亚联盟（EA Union）这类宏大构想做出预先承诺。关于区域化计划的协议是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成的，当有利条件出现时，再升级或深化。 　　一些评估显示，对于在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目标，东盟已走过了大约四分之三的路程。通过东盟，一个由自由贸易协定（FTAs）、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s）构成的网络得以建立。然而，中日韩三方之间的协议在这个网络中的缺位引人注目。中韩及中日韩自贸协定正在谈判，但估计无法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