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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农民工代表的理想与现实 　　【编者按】 　　我国将从农民工队伍中推选代表进入下一届全国人大，这是今年全国人代会上传出的最具亮点的新闻之一（相关报道详见本刊今年第10期《农民工，从社会底层走向权力殿堂》）。其实，在一些地区，农民工代表进入地方人大已不是新闻，但这些先行的民主试验在改善当地政治生态的同时，也遭遇了诸多困境。本期“民主”专栏即以浙江省义乌市为解读样本，全面展示农民工代表的真实状态。 　　 　　开民主风气之先 　　 　　“我老家在开化县中村乡，来大陈打工已经十年了，我老婆也在大陈打工。连续两届被选为大陈镇人大代表，我感到大陈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脸憨厚的傅兴忠说起自己的代表称号，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以小商品集散地和生产闻名海内外的义乌，是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本地人口仅68万，外来人口却超过百万。这些特质，在客观上推动义乌成为最早向农民工敞开权力大门的地区之一。早在2001年的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中，义乌就有农民工当选为乡镇人大代表，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02年年底，打工妹朱林飞等11名农民工又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再次令舆论沸腾。 　　有专家表示，由于“话语权”的不对等，外来人口的利益表达往往取决于当地执政者的开明程度。普遍的担心是，如果外来农民工挤占了本地代表的名额，很可能招致本地人的抵制。但义乌人大相关人士表示：“义乌本地人对外来务工人员参政相当包容，基本没有排外心理。”事实上，义乌本地人将农民工更多地视为义乌的建设者，这也是农民工在义乌享有政治权利的重要社会基础。 　　令义乌颇感自豪的是，由义乌等极少数地方孕育的“农民工代表”，这些年被不断复制。近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针对农民工代表所发出的明确信号，更表明这一民主实验已成大势所趋。 　　“以前我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都没有地方去说，也不知道找谁说。现在，我们有什么事，就直接找乡镇人大主席。”在傅兴忠代表生涯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以前，一些农民工夫妇长期在大陈镇打工，无法照应在老家读书的子女，如果将子女接到大陈来读书，又要交一笔不菲的借读费，经济上实在无力承担。为了帮农民工兄弟姐妹解除这一后顾之忧，傅兴忠和其他6名人大代表就此问题提交了代表建议。很快，大陈镇政府作了答复，决定对来大陈上学的农民工子女每人每学期仅收200元借读费，这一标准远远低于当时义乌市教育部门规定的借读收费标准。 　　这些年来，义乌的农民工代表针对涉及农民工群体切身利益的诸多问题，比如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缺乏福利保障等等，都提出了相关建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义乌人大相关人士进一步表示：“现在农民工代表的素质越来越高，他们不仅为自身群体表达诉求、维护权益，而且也不断为义乌的发展建言献策。”据介绍，目前义乌市人大中的11名农民工代表，大多是所在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经常出差在外，阅历丰富，往往能“跳出义乌看义乌”，为义乌提供了不少新鲜的发展思路。 　　 　　“失踪代表”与“精英代表”的困惑 　　 　　作为农民工代表的重要发酵地，义乌在提供民主样板的同时，也遇到了种种困惑。 　　“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代表的流动性太大。”据义乌人大有关人士披露，进入上一届义乌市人大的11名农民工代表，5年内已走了五六个，其中有一个当选后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义乌。而2002年进入义乌各乡镇人大的18名农民工代表，也有3名不辞而别。 　　记者试图联系这些代表，了解他们对人大代表职务的理解，以及离开义乌时的心态。但义乌人大相关人士却爱莫能助地表示：“他们离开义乌时根本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找不到他们。” 　　有调查显示，时下劳动关系的动态化、市场化、复杂化，造成多数农民工从事的是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钟点工等工种，工作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一些农民工在经济发达地区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后，又回到家乡或到其他地区自行创业，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农民工的流动性。尽管这一现象符合市场规律，却对要求“相对固定和稳定”的代表履职提出了最大挑战。 　　难怪有人质疑，如果农民工代表“失踪”的情况反复发生，岂不是浪费了代表名额？“这可是本地人口让出来的代表名额。”义乌人大相关人士无奈地表示：“对于这些不见踪影的农民工代表，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他们的去向，认定他们确实离开后，才能终止他们的代表资格，而这要耗费我们许多人力和精力。” 　　与“失踪”现象相比，农民工代表是否具备合格的履职意识、素质和能力，也令许多人担忧。 　　一些农民工代表在任期内不辞而别，至少已证明他们的代表履职意识十分淡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农民工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大都只是将代表身份当作一种荣誉，甚至看作是上级领导的“恩赐”，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大代表应该承担的职责。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