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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治贪须用重典民主与法制论坛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全国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二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康幸福，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民康物阜”的盛世。但腐败肆虐：腐败分子鲸吞国家财富，危害人民利益，使有些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失去了信心，对改革开放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怎么办？笔者主张对待腐败分子，盛世不忌用重典。 　　“刑新世用新典，刑平世用轻典，刑乱世用重典。”有人依据古代政治家这一治国理论，主张治理现在已经进入“太平盛世”的中国不宜用重典，认为腐败蔓延的最深根子是由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还没有完成；是由于新旧体制双轨并存、市场缺乏秩序、行政权力多方介入经济活动；是由于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如果不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仅仅靠严刑峻法严厉打击腐败行为，仅仅依靠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能根除腐败的。这种看法对吗？对“腐败蔓延的最深根子”的分析，笔者表示赞同；但对腐败行为主张不用“严刑峻法严厉打击”，笔者绝难苟同。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对腐败犯罪必须进行“有效惩治”。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惩治横行无忌的腐败行为呢？笔者以为：实行严刑峻法，使极少数腐败分子即使有机可乘也不敢乘。 　　所谓严惩腐败，就是要突出一个“严”字。什么叫“严”？严就是严刑峻法，不讲情面，不对腐败分子心慈手软。邓小平同志曾严肃地指出：“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对严重的经济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153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观点，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即对腐败分子严惩不贷，该杀就杀，决不手软。 　　有人担心杀得多了，会不会造成天下大乱，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历史上下述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会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秦始皇和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严刑峻法”治国的两个著名的“暴君”。他们虽然都是暴君，但治国的效果却大不相同。秦始皇想使他开创的江山万世不变，代代相传，但结果只两代相传，三世而亡，其统治只维持了短暂的15年（前221—前206年）。而朱元璋开创的大明江山却相传16代，国运长达276年（1368—1644年），仅次于清朝（1616—1911年，295年）和唐朝（618—907年，289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十个封建王朝中名列前茅。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史料记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贪官污吏和老百姓所持的态度不同。 　　朱元璋主张对贪官污吏用严刑惩治。他告谕群臣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嗜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明太祖实录》卷38）他叫人编了《醒贪简要录》颁布全国，其中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相当于官员月俸禄的两三倍）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于是，有的衙门公座旁摆着人皮，里面塞以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来朝见他时，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像刚学飞的鸟儿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明史》卷281）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是非常痛恨的，仅当时震动朝野的两个大贪污案“空印案”和“郭桓案”，连坐就被他杀了七八万人，其中主要是各级官员。后来竟然发展到了对贪官污吏随犯随杀、不分轻重全杀的地步，杀得无人敢当官。朱元璋在位31年，杀了十几万人，其中包括不少王公贵戚和文臣武将，但占多数的还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对老百姓却施以仁爱之心，因为他心里明白，两者相比，百姓毕竟是绝大多数，官吏终究是极少数，宁可得罪官吏，也不能伤害百姓，更何况“得罪”的是贪官污吏，这些人更是少数了。这，就是朱元璋以“残暴”的重典治国而国家非但不乱反而稳如泰山的原因所在。明王朝的统治之所以能长达276年，与朱元璋前期的重典治国自然是分不开的。 　　秦始皇对待贪官污吏和老百姓又是个什么态度呢？赵高和李斯，是两个贪得无厌、投机钻营的小人，但秦始皇对他们却无比宠信并委以重任，终使秦王朝毁在了这两个贪婪成性的小人之手。秦始皇把他的严刑峻法，最主要的是施于广大人民群众。他穷奢极欲，好大喜功，滥兴徭役，横征暴敛。他建宫殿，造坟墓，筑长城，求仙药，劳役不断，赋税繁重，人民不堪重负，自然起来反抗，他却采取严刑峻法进行镇压，这就一天天把人民逼上了绝路。终于，“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