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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 唐克军 [摘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面对着文化多元性与统一性、民族性与全球性、冲突与和平等价值的矛盾。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强调自由民主的公民资格的普遍性，同时尊重差异；以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为基础，培养世界公民；强化和平文化的营造，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 [关键词] 西方国家；公民教育；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G4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5)06-0022-04 全球化、文化多元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现实。罗尔斯认为，各种相互冲突、互不和谐的完备性学说将长期存在，“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1]。而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各种价值冲突，还对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的公民认同提出了挑战，“随着交通、信息、经济、生产、金融、技术和武器流通的全球化，特别是生态和军事风险的全球化，迫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它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通过迄今普遍采用的主权国家间达成的协议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有必要建立和扩大具有较强政治行为能力的跨国组织”[2]。欧盟、东盟等国际组织建立，非政府组织也迅速地发展。美国的莱斯特·萨拉蒙称：“我们正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之中。”[3]所以今天的公民不仅属于民族国家，而且属于超国家的组织，属于全球社会。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各国的公民教育都无法回避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民族性与全球性、冲突与和平等互相矛盾的价值。 一、多样性与统一性 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社会是自由民主和文化多元的社会。自由民主是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美国的福山把“自由的民主”作为历史的终结，也就是把自由的民主作为迄今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公民应该维护自由民主这一基本价值。同时，西方国家是容纳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有不同的价值、信仰、规范，公民应该尊重不同的文化。因此，公民教育一方面重视公民资格的普遍性，把 “自由的民主”作为公民教育的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尊重文化差异。在尊重文化差异上，有的学者主张要消除反自由民主的文化，有的主张应当容忍。 公民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于培养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强调个人的自由、平等、宽容与正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史蒂芬·麦克德（Stephen Macedo）在其著作《差异与怀疑：多元文化的民主中的公民教育》中把公民自由主义作为理想政治制度，并把自由置于核心地位，强调用自由来培养好公民，以便创造支持自由的社会。同时基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让公民学会宽容他人、行为负责、参与公共事务、与他人合作。这个公民自由主义不仅尊重差异和特殊的认同，而且关心促进社会一体化的共有的价值。他认为差异有很大的价值，但不是首要的价值，应该超越差异，培养保证民主稳定所需要的共同的政治道德。他认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形成广泛的社会规范和期望，以便鼓励人们逐步实现我们共同的公民事业。 荷兰自由大学教授的简(Jan Steutel)和本·斯比克(Ben Spicker)同样认为公民教育的核心目标是树立“自由民主”的价值。自由民主国家的首要价值是罗尔斯所捍卫的正义原则。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包括两方面的目标：1)自由公民的道德美德。也就是要培养自由民主及其制度赖以生存的公民的品质。这些品质与自由的民主相对应，正义原则对应的美德是“正义感”，其他对应的品质有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尊重其他公民的权利、对歧视的反感、对法律规则的内在承诺，还包括其他民主态度，如和解、投票、接受多数人的决定、按公共理性证明政治主张的意愿；2)自由公民的智力美德。这些美德包括虚心、尊重事实、智力上的诚实、对相反观点的包容、智力上公平、关心观察和推理的精确、鲜明的一贯的智力上的谦逊、乐于参与理性讨论[4]。之所以培养智力美德，是因为自由民主社会的稳定、健康需要这些美德，智力美德是批判性思考的基本要素。在简和本看来，民主要发挥作用，需要公民至少有两个相关方面的批判性。首先，他们对政治权威必须有探究的态度。最大平等的自由包含公民选择他们名义上代表的政治权利，代表制民主理想的实现需要公民愿意并能批判地评估官员的表现。其次，民主的公民批判性参与公共讨论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政府决策公开、辩论自由与公开是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没有精神上的准备和能力参与这种关于公共事务的批判性争论，公共论坛的民主理想就是空中楼阁。 简和本认为公民教育是 “通过并且为了国家”，国家要在公民教育中充当重要角色。为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国家有权同化非自由民主的文化价值。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极权主义的共同体，为所有公民发展自由美德创造最适宜的条件。他们认为尊重包括非自由的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理想相冲突，因而反对平等尊重其他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国家有权削弱非自由共同体的活力，国家容忍这种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