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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的选择 　　摘 要 在刑事案件中，辩护人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就我国长久以来刑事辩护率极低的现状和几起轰动案件中辩护人的辩护情况来看，辩护人的选择对保障被告人权益至关重要，甚至影响着案件的最终结果。本文试图分析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的辩护策略选择背后的原因，以期对刑事辩护的发展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无罪辩护 罪轻辩护 公正 　　作者简介：李沛，云南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2-131-02 　　曾经轰动一时的夏俊峰捅死城管案在九月尘埃落定，最终夏俊峰被执行注射死刑，这无疑又再次掀起了一股舆论浪潮。在这里，笔者不想讨论审判结果，而是将关注点放在案件辩护上。笔者注意到，在夏俊峰案二审的辩护中，辩护人认为夏俊峰不是故意杀人而是正当防卫，且不构成防卫过当。换句话说，辩护人为夏俊峰作了无罪辩护。只是案件结果毫不留情地展示了此次辩护的失败。当然，这里的失败是站在辩护人角度就他的辩护目标没有实现而言的。但是，辩护真正失败与否究竟该如何判断？辩护人的角色定位是什么？辩护目标又应当是什么？辩护策略的选择应当如何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一场辩护、一次审判的公正与否，更关乎着法治的进步。下面，笔者试图对此进行分析。 　　一、刑事辩护人的角色定位与辩护目标 　　作为一名刑事辩护人，面对着我国刑事辩护率极低的辩护现状，到底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是一切以当事人利益与意愿为主的委托代理人？还是更加强调自己作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地位，而可以独立于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辩护呢？这两种观点都各有其支持者。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在被告人与辩护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法律关系：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所谓私法关系是在被告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之后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所以要遵守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即辩护人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活动，诉讼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在这种关系为主的情况下，自然要以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另一种关系即公法关系则是指一旦开始诉讼活动，辩护人与司法机关之间产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为主的模式中，辩护人要负担对司法机关的真实义务。究竟这两种关系哪个置于首位便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站在两个不同的位置上对于辩护的成败也就有了不同的评价方式。 　　在李庄案中，二审中李庄态度突然转变，当庭认罪，辩护律师高子程进行权衡之后，最终选择继续作无罪辩护。其依据便是辩护人具有自己独立的诉讼地位，所以可以独立于当事人的意志进行辩护。这里就牵出了另一个概念：独立辩护理论。独立辩护理论源自德国，其产生的理论基础主要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之下，对客观真实的追求和检察官具有的客观公正义务决定了辩护律师应有独立的诉讼地位；辩护律师对法院负有的真实义务应当优先于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辩护律师具有专业的法律素养，基于此做出的独立判断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最大利益。然而这种独立辩护论也有其无法忽视的理论缺陷，如律师很有可能变为“第二公诉人”，从而使地位本就悬殊的公诉人与被告方力量对比更加明显，使被告人处于更加不利的诉讼地位；律师的职业道德各异，有些人是为了个人名利，有些人怀有远大理想，试图通过大案、名案推动法律进步等等，但是无论这些哪一个目的，都没有将被告人的利益置于首位，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利益很可能就成为法律进步路上的一颗硌脚石子。 　　另外，律师独立辩护地位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检察官具有的客观公正义务，然而这种理论上具有的义务在实践中却聊胜于无，因这种义务的赋予和检察官本身具有的控诉职能原本就是相左的。就拿我国来说，实践中的业绩考评机制的存在使得公检法成为了“对抗”当事人的一个整体，所以往往出现在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发现错误也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的情况。龙宗智教授在《卡夫卡的〈诉讼〉与司法惯性》中称这种现象为“司法惯性”，司法机器按其自身的惯性逻辑处理问题，主人公认罪与否，都不影响它的发展进程。因为一旦采取了措施，提出了指控，真相是什么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定罪的佐证，换句话说，从程序的一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 　　二、无罪辩护的困境 　　我国的辩护缺少量刑辩护的环节，所以律师选择进行无罪辩护的同时也就丧失了对量刑情节进行辩护的机会，否则就会出现前后自我矛盾的情况。且律师一旦进行无罪辩护，法官就会将审判的重点放在罪与非罪上面，这样一来，如果被告人最终被判有罪，则不仅无罪辩护失败，由于失去了进行量刑辩护的机会，更加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保护。在进行无罪辩护的情况下，律师本身也往往会忽视量刑辩护相关证据材料的收集，这时，被告人不仅要承担有罪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相比进行罪轻辩护在量刑方面还极有可能更重。 　　此外，我国的情况是，当法院发现提起公诉的罪名有错误而需要变更罪名时，法院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