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PDFVIP

“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 ——定县再调查告诉我们什么？ 郑杭生1,吴力子2 （1．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2．中 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北京 100872 ） 摘要：20 世纪三十年代的定县调查及其同时代的一批调查结果，对于中国的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 “农业”以及“农村”的理论与政策的建立和检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转型不同阶段上社会事实的差别性使 得以往的理论极有可能失去对现实的判断力和解释力。在新世纪开启之时我们再次对定县进行全面的社会 调查，并用实地资料来检验新的理论假设，也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与政策意义。我国农民问题的出路有赖 于国家行动，必须通过国家行为引导新的农业制度，形成新的国家农业体系，来使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民”理论；农民问题的国家行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 A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可以归结为转型社会。作为一个典型代表，20 世纪三十年代的 定县调查，记录了社会转型初期一个华北县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定县调查以及那个年代的一 大批调查结果，建立和检验了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的关于“农民”、“农业” 以及“农村”的理 论与政策。那些实证资料对我国社会革命、社会管理和社会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中国社会转型，如果从1840 年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迄今大体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1]， 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的109 年，第二阶段是建国至改革开放的30 年，第三阶 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 多年，这一阶段仍在继续。所以，定县调查已经经历了中国社会转 型第一阶段的末期、整个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开始，共历时仅八十年。 理论来自于实践，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转型前的传统社会与转型后的现代社会存在着非 常大的差别，就是转型的不同阶段之间也存在的极大的差别。尤其对于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 来说，这个差别足以使我们前期的理论失去对现实的判断力和解释力。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 我们再次对定县（现河北定州市）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使用定县的实地资料检验新的理论 假设，也就因此具有了重大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一、理论与政策中的对农民的假设 重新梳理理论经典、重新检验经验结论，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 都是建立在如下三个日益不可靠的假设之上的。 1．农耕假设 自从我们的祖先从游牧进入农耕，百姓的耕作就与家庭生计和国家财政联系在一起。从 “井田制”（春秋战国）、“限民名田”（汉）、“均田”（北魏）等行政主张，到“两税法”（唐）、 “一条鞭”（明）、“摊丁入亩”（清）等财政主张，再到“耕者有其田”（太平天国）、“平均 地权”（民国）、“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减租减息”（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解放 战争）等近代社会革命措施，以及“农业合作社”（内地各省）、 “三七五减租”（台湾省） 等现代经济措施。可以说，在农耕假设下，作为根本制度的农地制度，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 史。这说明在传统社会中，农业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根本，促进了农耕就造福了国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制度，它造成了农户和国家双赢的局面。对国家来 说，粮食问题开始得到根本解决，社会农产品从此丰足；对农户来说，在解决了温饱的同时， 很短时间内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作为一个农地制度，联产承包制对农民生活的作用要通 过农业间接表现出来，只有当农民生计主要依赖农业时，它才会对农民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 换言之，它的作用依赖于“农民等于农耕者”这样一个前提。 农业不可能使全体农民“小康”，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体系内农产品的总需求量 由总人口决定，历史上“粮食单产”与“人均耕地”存在函数关系，粮食单产提高会导致人 均耕地面积减少（表 1）。进入现代以后，随着粮食单产从1952 年的每亩播种面积 176.29 市斤上升到1998年的600.30 市斤，全国人均的农作物播种面积相应地从3.69 亩下降到1.87 [2] 亩 。 表1：中国古代粮食亩产与人均耕地面积 朝代 市斤/亩 人均耕地面积（亩） 人均成品粮（市斤） 战国 216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