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红楼梦》之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docVIP

我看《红楼梦》之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里叙写了许多爱情故事，但只有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及其悲剧，才是作者呕心沥血，倾注了最大的艺术力量加以描绘，并且最感动读者的爱情故事。它体现着全书的主要倾向，它给读者的感受最深，对读者的影响也最大。这一故事的社会意义如何，读者对它又有怎样的理解？ 　　一般地说，对于古代作品的理解，往往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的。据有关资料的考证，《红楼梦》故事的时代背景应是雍正、乾隆时期。作者曹雪芹以当时的曹家为创作原形，主要取材于他的自身经历。以他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思想言行，作为贾宝玉形象的模特儿，以他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于其中的北京曹家作为贾府的原形，创作了一部历史巨著，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不是一般的封建社会中公子小姐或才子佳人式的爱情。而是在封建贵族家庭内部所发生的两个叛逆青年的爱情。这一爱情，是以叛逆思想为基础，如果有一方是“顺民”，这爱情便是不存在的；这个爱情的悲剧，也以社会矛盾为内容，如果不是充满着社会矛盾，这爱情的悲剧也是不会发生的。 　　这里先看贾宝玉是怎样的人物。 　　就贾府这个环境说，贾宝玉是个过于早熟的儿童。在别人应是天真稚气的时代，他已经承担了封建传统的重压，对传统势力进行了反抗。 　　可以说，作者是将贾宝玉作为一个全面反叛封建传统的人物来写的。他所要反叛的，是封建社会中的几乎全部的传统力量，在爱情上争取自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他的生活的全部。就《红楼梦》全书所写的贾宝玉和周围人们的矛盾冲突看，也不仅仅集中在爱情这一点上。特别明显的是贾政和贾宝玉的冲突，主要是在于贾宝玉成为“肖子”还是成为“孽障”的问题。还有贾宝玉和薛宝钗、史湘云、花袭人等的冲突，也常常是在于议论那“仕途经济”或“国赋禄蠹”的分歧上面。总之，贾宝玉这个人物在当时的环境里，是最有理想的，也是最先进的。具有这样的思想的人物，生活在贾府这个环境之中，不能不被看作“逆子”和“傻子”，不能不到处碰壁。 　　林黛玉自幼失怙，侥幸避开了封建礼教的熏染，保持了纯真自然的天性，培育起丰富而敏锐的审美感受，她“孤高自诩，目下无尘”，从不刻意趋奉贾母、王夫人等长辈，也从不随声附和薛宝钗、史湘云等姊妹的腐论。她那纯真自然的天性使她本能地与传统的人生理想相抵触，厌恶虚情假意的封建礼教。促使她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的伙伴终于发展为情意深长的恋人。他们的爱情，与其说是出于男女之爱，勿宁说更多地是基于反抗的理想。在当时来说，是在旧的形式下的一种新型的爱情。试看这两个人对于爱情的理想是怎样表白的吧。当薛宝钗、史湘云一流劝谏贾宝玉应该留心“庶务”，谈谈“仕途经济”的时候，贾宝玉流露了他对林黛玉的感情基础，他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里分明说出贾宝玉倾慕林黛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再看林黛玉听了贾宝玉上面这番话之后又是怎样想的吧：“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这里就说出了两人相互爱悦的最根本的原因。 　　像贾宝玉和林黛玉所具有的这样的思想基础的爱情，就贾府这个地方说，是世世代代所不曾有过的爱情，就《红楼梦》出现以前的诗歌小说来说，也是新型的爱情。贾政和王夫人的婚姻无疑是四大家族中政治交易的产物。贾琏和王熙凤的结合，也是同一交易的重复。宝黛爱情已经超出“一见倾心”或“男欢女爱”的古典的范畴，接近具有新的理想的近代的范畴。也正是由于宝黛的爱情具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红楼梦》全书中这一爱情事件才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 　　如前所说，贾宝玉是贾府中的叛逆，他的思想和言论，是不为周围所容的。他既然反抗一切旧的传统，也就不能不在思想意识方面和周围的人物展开全面的冲突。正因为贾宝玉平素和周围的人们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爱情的行为上才集中了所有的非议和压力。贾政的板子打在贾宝玉身上，是对叛逆行为的惩罚；王夫人的巴掌打在金钏儿脸上，是对儿女私情的绞杀，薛宝钗执意想把贾宝玉引向“仕途经济”的传统道路上去，这些在思想与感情两方面与林黛玉形成尖锐对立。花袭人的眼睛窥视着她和贾宝玉的一举一动，为他俩的“清白”而提心吊胆，甚至最疼爱他俩的贾母也借斥责才子佳人私订终身而旁敲侧击，纵然说者无心。听者岂能无意？应当说明，上述众人无论对宝黛爱情施加怎样的压力，其本心绝对是善意的，然而，这些爱心长期浸泡在封建传统道德的毒液中，早已丧失明辨是非的能力，常视毒药为甜酒，把香花当毒草，贾政、王夫人的爱子之心，薛宝钗的爱友之心，花袭人的爱主之心，无一不是对宝黛爱情阻挠和破坏。总之，在贾府里面，上自主子，下至奴才，在这个问题上都对宝黛二人施加压力，能够同情他们的，不过一两个处于奴隶地位的侍婢而已。正是在这样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