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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法律认知与维权方式选择 　　摘 要 研究表明，法律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取得了初步的进展，随着年龄的增加，法律认知程度也相应增加。而且进一步印证了，法律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对待侵权行为越倾向于选择依法维权。基于这些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普及的程度和重要性，并认为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十分重要。 　　关键词 农民工 法律认知 维权 　　作者简介：王莹博，华东政法大学2010级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7-251-04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专指在我国具有特定农业户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依靠替雇主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农民工人，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监测，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在就业体系中农民工的就业领域已占第二产业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可见农民工在社会建设体系中已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是城市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人数增多，逐渐被标签化、特殊化，甚至农民工成为一个带有一点点歧视性的称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不论是所享有的法律保障、就业还是劳动和生活条件来讲，都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因此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例如，针对农场基层管理，农民为了争取土地权益和集体利益展开的抗争；针对城市小区开发和管理，城市居民为了争取物权和公共产品供给展开的抗争；针对企业转型，国有企业工人为了劳动保障权益展开的抗争；针对资本，农民工为了最基本的劳动权益展开的抗争。在现如今法制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法律应该是维权的武器，而现如今这种武器通常不被人所采纳，大家似乎更青睐于原始的棍棒，这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逐步走向法制化的国家来说是极其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会不会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对相关的法律不熟悉所造成的？由此，带来了本文所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律的普及，也就是农民工的法律认知，是否有显著成效？但仅仅了解了农民工的法律认知还远远不够。如果农民工的法律认知达到了足够的高度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他们就一定会选择法律的途径吗？还是继续那种集体的抗争或是消极的斗争？在现如今已有的相关法律中，《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是最主要的两部法律，但这两部法律中都没有一条关于明确农民工权益的条款。所以，在农民工的法律认知达到了足够的高度情况下，他们维权的方式选择会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就成为了此次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二、研究文献与研究假设 　　（一）农民工法律认知方面的假设 　　在农民工利益抗争问题上，农民工对法律赋予自己权益的认知，尤其是对劳动法在劳动者的就业、工资、保障和工作环境保护方面的权利认知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这种认知才会给他们一个权益获得是否公平的理性评价基础。法律认知，也就是对相关法律的了解程度。要了解农民工关于法律认知和维权方式选择的关联，法律认知是前提。目前法学界、法社会学界对人们诉诸或规避发法律的原因有“法律认知的假设”，顾名思义，此观点认为人们规避法律是因为其缺乏法律知识。 　　特纳的突生规范理论认为，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而这种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是聚众中某个共同规范的产生。这里的共同的心理可以理解为对法律的理解，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共同认识的形成才能产生具体的维权行为选择的差异。接着要提出的是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做出维权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法律认知影响对利益的认识，从而产生不公平感，最后产生相对剥夺感，而有了各种不同的维权行为。 　　随着现如今法律的普及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接收更多的法律知识。特别是那些年纪比较小的农民工，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法制化的年代，他们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应该更强大。进而，在所处时代这个大概念下面，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大力推广和新媒体时代的兴起，我们具体的选择了教育程度和上网时间长短这两个变量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假设1：年龄越大的农民工，法律认知程度越低 　　假设2：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法律认知程度越高 　　假设3：上网时间越长的农民工，法律认知程度越高 　　（二）农民工维权方式选择方面的假设 　　对于农民工维权方式，形式是多样的，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一类是通过非法律途径解决，还有一类是不作为，采取沉默的态度对待。就非法律渠道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