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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知精神同行 做民族复兴的筑梦人 　　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了北师大，亲切看望慰问师生，与该校师生代表座谈，并发表了《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的讲话，对全国1400万人民教师提出了要做“四有”好老师的要求，即教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这是总书记对教师的谆谆教诲，更是殷殷期望。他指出，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要做“四有”好老师，成为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我们为师者要牢记总书记的重托，勇于担当，用全部的心智践行“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的全部真谛。 　　“四有”好老师，像标杆，等我们超越;像灯塔，照我们前行;像号角，催我们奋发。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教育家、名教师，诸如孔子、韩愈、陶行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等，也旁征博引了许多古人、名人“说教”的至理名言，诸如“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等。其中，提到最多的人就是陶行知，引用名言最多的人也是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黄潭源村人，原名陶文浚，后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毛泽东称其“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誉其“万世师表”。郭沫若更是将他与孔子并提，称其“陶子”――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毫不夸张地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有的专家认为，“一个不读陶行知，不学陶行知的人，怎么可以在中国做教师？”话语掷地有声，发人深省。陶行知真正是广大教师的楷模。 　　古徽州是陶行知的故乡。大约从宋朝开始，古徽州一直是我国古代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文人辈出，被誉为“东南邹鲁”。那时候，徽州大地“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府学、县学、书院、私塾林立，随处可到听学生朗朗读书声。先后涌现了朱熹、许承尧、程大位、戴震、陶行知、胡适等一大批“大家”。 　　陶行知出生在一个已经衰落的小商人之家，16岁时，进入了教会开办的新式学校――崇一学堂。后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回国后，献身教育事业。他终生从教，主张平民教育，先后创办南京晓庄师范、重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 　　陶行知是古徽州的骄傲，更是新黄山的骄傲。重新审视陶行知先生、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现实价值意义，更具深远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陶研学校、陶研机构遍地开花，学陶师陶蔚然成风。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基本观点有三：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对我影响至深的是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它是“生活即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认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当今教育的主题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创新对民族、国家重要，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也尤为重要。要创新，就要创造。陶行知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写道：“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他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能力，就要实行“五大解放”（解放小孩的头脑、解放小孩的双手、解放小孩的嘴、解放小孩的空间、解放小孩的时间）。可是，我们师者扪心自问一下，做到了吗？教育部三令五申地下达“减负令”，又有多少学校、多少教师一以贯之了？创造之路，任重道远。 　　当年，病榻之上的钱学森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惊世骇俗，震耳发聩，剑指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和软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把我们的孩子真正地解放出来，要让孩子们学会创造、勇于创造。 　　我庆幸，我生在黄山、长在黄山，与教育名家陶行知“同根同源”，实属万幸之至。 　　少年时代，我便在心里种下了当老师的梦想种子。青年时代，我的梦想种子发芽、生根了，我如愿考取了歙县徽州师范学校。我依稀记得，在徽师入学的那一年，老师就组织我们参观新建成的行知纪念馆和行知公园，那是我第一次走近了陶行知。站在陶行知的塑像前，我默默起誓――成不了教育家，我也要成为陶行知式的好教师。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行走在学陶师陶的道路上，这一走，就走了20余载。这条路，对我而言，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永远在路上。 　　徽州师范学校是学陶师陶的熔炉。我就在这座熔炉里锤炼过。徽师校园的教学楼前挂有一条校训――“献身教育、为人师表、教学做合一”。这条校训不仅挂在校园里，更根植在我心上。秉承这一校训，我们在校园里学陶师陶“乐陶陶”。走出徽师校门，我们走进了广阔的农村天地，立志做行知式的乡村教师，让“行知花”开遍了黄山的村村组组、角角落落，娇艳芬芳。 　　喜欢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