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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能否拯救世界 　　2 003年一次演讲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期待硅谷大佬们放眼国外，敢于把硅谷的“活力和创新精神带到发展中国家去。”加州新旧大佬纷纷响应号召。最有名的技术慈善家就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及其夫人梅琳达，他们每年捐出巨额钱款，辅以最先进技术，致力于消除河盲症等疾病，提高非洲、南亚等地农民的收入水平。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了更直接的技术传播主义，做法近似乌托邦主义。 　　2011年，金融家鲍勃·金捐出1.5亿美元，成立了斯坦福发展中经济体创新研究中心，旨在通过企业和创新大规模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Google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贾里德·科恩现在运营着智库Google Ideas，他们在合著的新书《新数字时代》中预言，目前世界上还有50亿人没有上网，把这些人带入网络将为全球发展增速。“效率和生产力方面的收获将是深远的。”他们写道。“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多年来那里技术落后，政策不力，影响了增长和进步。”施密特甚至打赌说，到2020年世界每个人都会上网。如果他们关于互联网威力的预言没错，区区几年内，贫穷国家便会实现大发展。 　　在《富足：未来会比想像中美好》一书中，X大奖基金会主席彼得·迪亚曼迪斯与记者斯蒂芬·科特勒更进一步。他们写道：“人类现在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技术有潜能大幅提高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准。一代人之内，我们将有能力向所有人提供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到的物质和服务……所有人的富足其实触手可及。”因此，硅谷今日出现这么多致力于反贫困的新创公司，其实并不意外，它们还有着在全世界扩张的野心。比如帕洛阿托的Nuru International公司，尽管每年只能得到300万美元“硅谷天使投资”，却在网站上吹嘘说，它对地方领导人的培训和准备模式绝对是“第一个自我支持、自我调节的综合发展模式”，可以在一代人内终结农村偏远地区的极端贫困。 　　不过，企业家精神和哪怕最先进的科技也只能做到这些。过去200年里，所有技术革新都远不能消除全球贫困。地球仍有过半人口每日生活标准不到4美元，其中24亿人不到2美元。另外，每年仍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本来非常容易预防和治疗的疾病，如腹泻和肺炎。这些都不是因为科技落后，有时甚至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父母没有遵循最基本的卫生行为（比如洗手）、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提供最基本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而专断的移民限制阻止穷人往有更好机会的地方流动。 　　所以，对不起，iPhone不能改变这一切，哪怕它配了最酷的插件。 　　华而不实的创意 　　科技巨头们就像早期许多福音传道者一样，对于自己那些小玩意能在最贫穷地方造成的改变过于乐观，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同样拥有丰富的失败经验。在不久前的阿拉伯之春中，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很多学者鼓吹Twitter和Facebook在推翻独裁者、促进民主运动中的作用。美国国务院技术专家阿莱克·罗斯则说，互联网已经成为“21世纪的格瓦拉”。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认为，宽带网络增长10%，就会使中低收入国家的GDP增长提高1.38%。据此理解，这份报告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到处装上了宽带网，就能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 　　技术进步与全球贫困减少之间关系甚微，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大部分技术产生于发达世界，是为了解决发达世界的问题。这意味着，只有在物理和制度基础设施强大的地方、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工人才能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技术。在文盲率很高、腐败和经常断电的国家—比如利比里亚—应用就不广泛。一句话，发达国家的技术基本上无法顺利地转移到贫穷世界。拖拉机在埃塞俄比亚的田野中生锈，农村的上网亭满是灰尘，无人问津—当人们试图用高科技促发展，结果往往如此，事实就是这么可悲。但是，新一波技术论者似乎决心忽视过去的教训，他们给各种新技术、新创意发奖，提供资助，这些项目就像烟花爆竹，在PPT上展示时令人眼花缭乱，一到现实世界就灰飞烟灭。 　　发电足球（Soccket）就是一个例子，它被《大众机械》称为“杰出创意”。它售价99美元，内置电子元件。踢30分钟的球，发的电可供LED灯管亮三个小时。其中两位发明者—他们发明这玩意时还是哈佛的学生—被哈佛评为该校“2012年度科学家”。在“克林顿全球行动计划”2011年年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这个足球“非常特别……是一种离网解决手段，给我们带来电力，改善生活质量、工作能力、学习能力。”4月份Inc.杂志将制造发电足球的公司评为“25大最创新公司”之一。 　　发电足球只比普通足球重2盎司，里面却能装上仅靠滚动就能发电的技术元件和电池，的确算是巧思。但是，你买个太阳能灯只要10美元，所以很难想像人们为什么要花10倍的价钱买个发电足球，你得踢半个小时才能有电用，而且照明效果也没那么好。为发电足球制造商工作的艾利森—达尔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