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该不该讲道德.docVIP

经济学家该不该讲道德 　　几年前，一场关于经济学家是否讲道德的学术争论颇为热闹，但至今似乎都未能分出胜负。 　　本质上看，经济学家是否讲道德的命题涉及到价值判断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了价值判断的是实证分析，加入了价值判断则是规范分析。这一区分实然重要，究竟采用何种分析立场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以及更为重要的，还决定着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进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看，罗斯巴德的《自由的伦理》正为我们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职能定位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 　　在该书中，罗斯巴德首先指出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重要分野，并强调经济学家的行动空间受制于价值中立准则。但同时，罗斯巴德却又认为，经济学家并不应只囿于经济学的限定，继而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融合经济学和伦理学，构成一门以财产和财产权为理论基石的自由主义伦理科学。 　　罗斯巴德的重要意义，在于清晰地勾勒和描绘了经济学家的理想图景，即如何跳离出经济学的框架来讲道德；但却疏略和远离了经济改革的现实约束，即经济学家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讲道德。 　　经济学家的理想：在学术研究中寻求价值中立？ 　　罗斯巴德（1926-1995）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早年师从20世纪最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米塞斯，并在其《人的行为》（1949）一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两卷本《人、经济与国家》（1962），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经典之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米塞斯看做是芝加哥学派的奈特，那么罗斯巴德就是将芝加哥学派发扬光大的弗里德曼，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但罗斯巴德也并非是对米塞斯的亦步亦趋，而是在其之上的改进和完善，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与米塞斯唱起了反调。 　　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歧，便是关于经济学家的自我设限问题。 　　秉承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准则，米塞斯也强调经济学只研究手段因而是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甚至应该是一门先验的科学，即由一些简单的先验准则推导而成的逻辑体系。但在坚持价值中立的同时，米塞斯却认为经济学家批评坏的政府干预政策是可行的，正如米塞斯所言，“一个经济学家研究政策A的结果能否达到它之所以被推荐而预定达到的结果P，他发现A的结果不是P 而是g；这个结果，甚至从这个政策A的支持者来看也是不好的。如果这个经济学家叙述他的这一研究的结果，而说A是一个坏的政策，他并不是宣布一个价值判断。他仅是说，从那些想达成目的P 的人们的观点来讲，这个政策a 是不适当的。” 　　从这个意义出发，米塞斯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原则是与经济学家对政策的批评相互兼容的。例如，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攻击保护贸易政策，是因为贸易保护政策并不能增加财货的总产量；批评最低工资政策的经济学家，也仅是认为这一政策并不能使工人受益反而使其处境更糟。这样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在米塞斯的学术语境下，经济学家是完全可能做到价值中立的，当然也必须要做到价值中立。 　　如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经济学家所寻求的无非是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始终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米塞斯的学说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学术信念。 　　然而，在罗斯巴德看来，经济学家如果要评价经济政策，就免不了带有价值判断。为此，罗斯巴德批评米塞斯称，你说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增加，你怎么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就不是这个呢？因为只有政策制定者自己才知道他的目的。罗斯巴德举例说价格管制会导致短缺，米塞斯肯定称这个政策是坏的，因为政策制定者的目的是要让消费者能买得起商品，实际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符。罗斯巴德反问，我们怎么知道制定价格管制政策的人不是想造成短缺的状况呢？他们完全可能希望短缺并在这种情况下为自己谋利。 　　在坚持主观价值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看来，罗斯巴德的这一盘问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它颠覆了经济学家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的幻想。在经济学家未能清楚了解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意图之前，其任何的建议和批评都显得累赘，当然也与价值中立原则格格不入。 　　因此，我们在罗斯巴德的论辩语境中所看到的，是经济学家在坚持价值中立原则上的苍白无力，而且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这样一来，经济学家都必须进行自我设限，比如将政策建议部分永远地从学术论文中挪走。 　　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反复强调了这一“价值中立难题”，经济学家似乎成为了那些不讲道德的“哑巴”，而且与“经邦济世”的理想相去甚远。 　　但无论怎样，罗斯巴德都在价值中立这一历史议题的讨论上前进了一大步，那么经济学家又是否能够冲破价值中立原则的藩篱，并找到讲道德的理论凭据呢？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 　　自由的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融合？ 　　在坚持认为经济学家难以做到价值中立的罗斯巴德看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