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农协改革宜破冰.docVIP

综合农协改革宜破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资本、人力、土地三要素一直在大量流出。在此背景下，如何维持农村基本的社会秩序，已成多年未解难题。 　　此前官方的解决思路主要有两条：一为依靠国家和城市向农村输入资源，一为依靠农民自身进行专业合作。但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尝试，均未见到明显成效。其间，一种探索综合农协体系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难题的新思路，近年来正逐渐被官学两界更多的人所关注。 在中国目前的历史背景下，要以综合农协为框架对农村基层进行组织化重构，有很多困难。最终以什么样的方式走过去，不太好预料。 　　这一体系在20世纪初诞生于日本，并迅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得到全面推广。这一组织兼具合作金融、农产品供销、加工、农机推广、社会服务等综合性职能，全称叫做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在乡镇的基层农协被称为综合农协。 　　基层农协因为其综合性，既给农民带去了经济利益、改善了农村的公共服务，又有效地维持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基层的综合农协既是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成为承接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具体载体。 　　所以，不少支持者认为，与欧美由大农户组织专业农协私法社团经验相比，东亚日韩等国由国家支持小农户组织综合农协的公法性质的社团，似乎更能为目前的中国农村改革提供镜鉴。 　　但因基本国情、经济结构和时代的不同，中国应在何种程度上吸取日韩等国的综合农协经验？以此为框架，重组乡村治理结构是否有可能？在此过程中将面临何种困难、可采取何种应对之策？ 　　为此，《财经》记者专访了多年来研究及推动综合农协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她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源于实践和观察的判断。 概念应脱敏 　　《财经》：“综合农协”目前好像仍然是一个“敏感词”？ 　　杨团：现在很多人把综合性合作社误认为是综合农协，实际上他们并没弄懂其中的含义。前者是针对专业性合作社的，例如合作社不仅有专业农产品的运销，还可以发展合作金融或称合作社信用，就是说在经济事业上可以突破专业，走综合的路。不过，综合性合作社还是经济合作社，没有将为成员提供的社会服务也纳入进去。 　　综合农协是不是敏感词，与人们怎么看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历史有关。很多人把农协与农会等同了起来。大陆的农会是上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合作时对农民组织的称呼，当时的农会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搞政治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可是，国民党到了台湾岛以后，他们发现过去大陆的经验，即“合作社经济、农会政治”不适合台湾当时的发展需要，还是日本的综合农协比较好，所以就将曾经分为合作社与农会的两个组织合并，还是以台湾农会这样的称谓来替代农协。 　　所以，我以为一些人认为综合农协敏感是将它等同于农会了。我看过习近平总书记2001年的博士论文，他在文中就专门讲到了日本农协，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早有认识的。 　　 《财经》：那为何这一制度多年来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推广？ 　　杨团：首先，除了不少中下级官员把农协当作当年的政治性农会，一谈农会就“谈虎色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限制。国家颁发的《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是负责村庄的公益事务的，而综合农协要为成员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后者的功能没有法律依据。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中国农村组织曾经是经济和社会一体的，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人民公社，赤脚医生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创造的社区卫生公共服务的制度。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和社会统一于一个组织的概念被瓦解了，经济与社会分开了。1988年要出台《村委会组织法》时，要求村委会依法管理农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服务。不过，农民的经济事务还是个人管个人，没有组织。 　　为适应这种需求，2006年又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经济服务归专业合作社管。结果从1978年到2006年，几乎30年，我们完成了农村的经济与社会服务从一体化到分立的组织体制转变。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被分成了两块：经济事业与经济服务属专业合作社管，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属村委会管。这种体制历经多年，已经固化。 　　 《财经》：这种体制非常棘手，各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又结合不起来。 　　杨团：困难就在这里。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想搞些社会文化，还有一些自有资金。但在合作社、村委会体制分立后，前者成员可能只有20个村民是社员，但参加村庄活动的村民可能有200个，前者如果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帮助村里搞活动，后者没钱就什么都干不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综合农协的优势：日韩等国的综合农协，成员全都占到乡镇各村村民总数的90%以上，基本全覆盖了。所以综合农协为成员服务也就是为全体农民服务，起码在成员组成上，和村委会并没有产生矛盾。 　　《财经》：中国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之后，建立了一套同样效率不高的分立基层组织形式，如果要建立综合性、高效率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方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