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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一样，美国也在改革 　　中国的改革已进行了几十年，对社会发展敏感的人都知道，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改革敏感期，随着大量改革领域的清单发布，人们对改革抱有更多的期待，同时也对中国改革的方向，充满着各自的困惑，对未来的方向把握不定。与中国类似的其实是美国，现在的美国实际上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而且未来将转向何处，同样也是充满着悬念。 　　众所周知，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就是“改变”（we canchange），这个口号的提出，并非像我们很多人的理解，仅仅是出于一种竞选考虑，让竞选中的奥巴马显得独树一帜。实际上这个口号的提出，不但是有其政治基础，而且有着深刻的社会发展基础，现在的美国正在发生改变的关键时刻，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只是比其他美国政治家更为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预见到了这一点，因而也就有可能在政治上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美国就是一个服务业国家，美国虽然有很多世界闻名的制造业产品，如福特汽车、波音飞机、生物制品和医药，但它的三个产业的比例，第一产业的农牧林渔业仅仅占到GDP的1%比例，产值约为1200亿美元。第二产业也就是主要的制造业，虽然闻名于世，但占GDP比例也仅为20.4%，产值只有约25479.6亿美元。最为庞大的、可观的是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所占GDP比例高达78.6%，产值超过98171.4亿美元。美国拥有全球之首的服务业，如金融、教育、科研、电信、零售、娱乐、法律、医疗和民航等第三产业部门。而在这其中，美国金融业的地位至关重要，不但对美国而且对全球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金融业的重要性，还有它对美国的消费有重大影响。美国金融业的就业人口，不但数量庞大，而且收入很高。在美国，有未经证实的数字说，美国69%的就业人口，与美国的金融业有关，由此可见美国金融业的重要地位。假如你是美国总统，似乎一个简单的结构性分析，就可推动你如何去做了。在美国的GDP总量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块当中，消费占有最大的比例，所以只要提振消费，就可推升美国经济增长。但要提高居民收入，关键就在于提升金融业的活力，他们是真正的高收入阶层，直接关系到消费。 　　在美国，几乎历届总统都是这么想的，也基本是这么做的。可是问题来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了，美国付出了惨重的社会经济代价，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失业率急剧增长，美国政府不算额外增加的国债仅是金融救援计划一项就投入了7000亿美元的巨大开支来应付危机，用于解救陷于困境当中的金融巨头，而这些金融巨头在大难来临之际，甚至有不少自己还浑然不觉。 　　金融投机盛行，奇异类金融产品盛行。金融创新渐渐走向了危险的、不可捉摸的边缘，让金融管控日益成为理想主义者的纯粹理论探讨，这样的危机以及金融业的盲目乐观惊醒了美国人和美国政界，让美国人意识到仅仅依靠金融业是难以支撑经济发展的，至少也是充满风险的，对美国今后的大国地位构成了明显的压力和挑战，单极世界岌岌可危。 　　怎么办呢？只有改革，美国人是从来不缺改革精神的，虽然改革的困难重重，遭遇到共和党以及利益相关族群的狂热反对，但奥巴马和民主党的确扮演的是一种改革推动者的角色。美国今后的问题在于怎么改？改革的道路怎么走？改革究竟会发生在哪些领域？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其中很多都涉及到美国政治生活和社会政治条件，我们在这里仅重点讨论美国改革的方向。 　　第一个转折的重点是人口政策。 　　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为美国经济带来活力，带来了技术知识、消费和经济增长。美国由于新移民的进入等因素，其总人口在2006年历史性的突破了3亿人口大关，成为世界上在中国和印度之后的第三大的人口大国，也是OECD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的人口大国。美国人口是在1915年达到1亿人的，其间用了139年；1967年达到了2亿人口，但这1亿人口的增加，只用了52年时间；而今达到3亿人口则只用更少的39年时间。人口大国意味着消费市场空间大，同时也意味着产业竞争力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1967年，当美国人口达到2亿时，美国全国上下都为之欢欣鼓舞，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曾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借这个机会讴歌美国历史。 　　美国犹如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超大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人持续涌入，提供着知识、消费和工作能力。美国移民支撑着加州的农业收获，使得美国人得以享受价廉物美的农产品，几乎永远不为吃的东西发愁。以加州为代表的移民聚集的沿海州提供了美国农产总产值的63%。30个移民积聚的环海州，人口在3亿人中占到了80%，同时这30个州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区，重要的高技术、航天工业、电子工业以及石油化学工业都分布在这一带。仅一个加利福尼亚洲，就号称世界工业的发动机，如果作为一个国家，加州一地的生产总值可以排进世界前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