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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礼制与财政 　　孔子倡导的“为国以礼”的礼制传统，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发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国自古被称作礼仪之邦，礼不仅规范了政府行为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普通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规定了财政分配的枝枝蔓蔓。可以说，礼不仅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还是一种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机制。 　　以礼制财 　　春秋之际，诸侯争霸，战争频繁，诸侯公卿为扩展势力，纷纷加重赋税和劳役。孔子生活的鲁国，三大巨室把持政权，他们用度奢靡，擅自提高税率，加重人民劳役，令孔子叹曰：“苛政猛于虎。” 　　为应对这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寄希望于恢复西周崇德贵民的礼乐文化，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仁政思想。礼源自原始的世俗习惯，经西周改造，加入了大量封建等级秩序内容，并被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其中包含着强烈的原生道德诉求，并借助天道等各种原生性手段对统治阶级进行了一定制约。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正视礼的价值，而且重视的是“礼”所蕴含的民生因素，很多政治人物意识到民心的重要，一些新兴贵族为争取民心而改革税制，降低税率。故而春秋时期大军事家孙武直接以晋国诸卿税率的高低，来判断其命运。 　　孔子对传统的礼文化进行整理，并以其仁政思想创新建构了礼文化的内容体系。孔子提出“为国以礼”，以“礼”作为规范政府财政行为的原则。如在支出方面，他提出要“节用而爱人”;他特别强调“政在节财”，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为此，他夸赞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进一步深化了以礼制财的思想。孟子除了提倡“薄赋敛”和反对浪费外，还特别重视“养民”，呼吁为民制产，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在收入方面，荀子提出藏富于民，他说：“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在支出方面，提出“节用以礼”。荀子在《礼论》中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的诉求，强调君道就是“善生养人者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还主张财政要调节社会贫富分化，做到“损有余，益不足”，“收孤寡、补贫穷”。《礼记》里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最高追求，也勾勒出财政要实现的理想目标―“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纵观古代中国，礼确实对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进谏君主勿要奢靡浪费时，士大夫们都以礼之规为依据。春秋时，齐景公大建宫殿，生活奢侈，为此增加了赋税。晏婴劝诫齐景公，指出只有守礼，国家才能长久。孔子的弟子冉求担任鲁国季氏的家臣，帮助季氏搜刮民财，孔子对其他弟子说，冉求这样做就不是我的弟子，你们可“鸣鼓而攻之”。西汉废帝刘贺挥霍无度，将国库的黄金、玉器随意赏赐给随从，被以霍光为首的群臣以礼之名废去帝位。 　　以礼耗财 　　礼对统治者是把双刃剑，既然要依靠礼来阐释统治的正当性，维护统治秩序，也就必须接受礼对权力的限制。这反应在财政上，就是要轻徭薄赋、节用爱人。同样，礼对于节用也具有双重性，它通过舆服、典礼、爵禄等差异性规定来强调等级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某些超标准的用度，但也使财富分配严格按照等级来进行。此外，还需要通过各种物质表象来体现身份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导致出现巨大的财政消耗。 　　孔子曾说，我是大夫身份，出门不能不坐车。荀子也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也就是说，每一等级都应有相应的标准，如在服装上，“天子朱衣冕，诸侯玄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他坚持“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天下尚俭而弥贫”。汉初，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萧何为刘邦大修宫殿，提出：“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有时帝王自己想简单点，还被群臣认为不合礼。唐初天子祭社服饰等级较低，大臣们上书认为这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极为不可”。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礼成为最重要的财政支出。《周礼》制定的国家最重要的九项支出，除了第九项是供王玩好之用，其余八项都是为满足各种礼仪所需的支出。《晋书》里记载着大臣索的话：“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说法虽然夸张，但礼仪支出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这种理念从君主、贵戚、官吏逐步向民间弥散，民间婚丧嫁娶、岁时节庆无不大事铺张，以显其“礼”。 　　在实际操作中，礼对财政的约束更让位于尊卑秩序的限定。清乾隆帝想起《周礼》中有养老之礼，曾一度心血来潮，想着手实施，马上就有臣子劝止，说“臣下谁敢受之”。乾隆很快就接纳意见，将“养老之礼”置而不用，还得出结论，古礼“于可复古者复之，其不可复者，断不可泥古而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