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亲亲相隐”到“近亲属拒证权”.docVIP

由“亲亲相隐”到“近亲属拒证权” 　　“亲亲相隐”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法律原则，指近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亲亲相隐法律制度的诞生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体现了法律对人性的呵护与关怀，避免了国家刑罚、政权与人类亲情的直接、正面的冲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刑诉法对人权和人伦的保护成为法治改革的主旋律，制定更加人性化的法律也是人心所向的。因此，作为“亲亲相隐”制度某种程度上回归的“近亲属拒证权”在2012《刑事诉讼修正案》中的确立，引来一片欢呼声。 　　一、“亲亲相隐”——“近亲属拒证权”的演变 　　“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该观念的萌芽可上溯至春秋时期。《国语》：“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即反对君臣父子互相揭发犯罪。孔子明确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后，“亲亲相隐”成为我国古代的传统伦理道德。秦律最早在程序法中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时至汉代，“亲亲相隐不为罪”又由礼入法，上升为法律原则。至唐代，相隐的内容和范围被规定得更为系统和完备。此后历朝历代都基本沿用唐代的规定，大同小异。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也随之传入中国。我国封建时期长期以来形成的诸多中华法系特征以及法律文化传统都在大规模的法制变革中逐渐走向消亡，但是“亲亲相隐”原则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清末修律中，我国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得到首次确立，在民国立法中又继续传承，如：近亲属得拒绝证言，其自愿作证者不得令具结，司法官不得询问恐证言有害亲属而不愿作证之人。由于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体现个人人伦的亲亲相隐原则在建国前后就遭到废弃，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消失殆尽。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废除了“亲亲相隐”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立法机关开始了各项法典的初创工作，从1950年到1963年共有10部相关刑诉法出台，也不见任何体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条文。文革过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之后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都并未为“亲亲相隐”原则平反。随着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重大转变，“亲亲相隐”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价值得到了重新审视，学者们对将亲属相隐的精髓也作了初步探讨。经过各方的不断努力，2012年新颁布的《刑事诉讼修正案》在依旧强调传统的证人“义务本位”的同时也使证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扩张，最突出的表现是允许近亲属自由选择作证与否，即：“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至此，“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终于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得到体现，也表明着“亲亲相隐原则”在新中国法律中首次明确。 　　二、近亲属拒证权的法律价值 　　1.近亲属拒证权体现了对人性和人权的尊重。长久以来，亲情都被视为是中华民族最真挚的情感，亲属之间血浓于水，荣辱以共的感情与生俱来。正是由无数个小家庭组成整个社会，只有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如果一味地强调“大义灭亲式”的强迫近亲属作证，则是一种对亲情的无视和摧残，对伦理道德的违背，以及对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的扭曲。同时也会使家庭成员之间感情的破裂，进而破坏家庭的和睦、降低凝聚力，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更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法律价值观的变化，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不仅仅是打击犯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人权。 　　2.近亲属拒证权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西方法偐有言：“法律不强人所难。”其基本含义是，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做那些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法律在其制定之初，就应当考虑到它是否具有可行性，它是否可以为大众所接受和服从。如果法律一味地追求效率，而忽视了人的感情因素，那么它就是一部没有人情味的、强人所难的法律，在实施中也会被社会束之高阁而难以得到执行。因此，法律不能强迫人们做出他们难以做到、无法承受的事情。“人非木石皆有情。”家庭成员之间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亲情，法律当然不可能期待每个社会成员在面临自己的亲人可能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置血缘亲情于不顾，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大义灭亲。 　　3.近亲属拒证权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刑罚目的，维护国家长久利益。第一，如果法律强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近亲属作证，则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其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是值得怀疑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近亲属可能会为了帮他们隐瞒罪行而做伪证，从而误导刑事侦查方向，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二，虽然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亲人作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办案效率，很可能会割断了人们之间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