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docVIP

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经济结构，改变这种结构被认为是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虽然2013年有所反复，但大的变动趋势已经呈现；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幅经常保持在20%以上，目前已经回落到5%-10%的增长区间，这一调整已不能主要归因于外需变化，而更多地要由随着汇率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而出现的出口竞争力变化来解释。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呈现新变化 　　与经济结构的上述调整相对应，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也在减缓，事实上，2012年中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刘易斯拐点”在2008年左右已经出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无法像过去那样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 　　由此，一个与过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结构开始浮出水面：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这样一种新结构与增长速度放缓是适应或自洽的。 　　近年来东部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市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从东部沿海地区起步，当进入经济阶段转换期后，这些地区增长速度合乎逻辑地率先回落。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过程加快，部分低效企业被市场淘汰，大部分企业经营状况逐步趋于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改善。东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在较低增速区间趋稳，意义不应低估。东部沿海地区稳住了，中国经济大局基本稳住了。东部沿海地区增长走稳，或许预示着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也将逐步走稳。 　　同时，在经济增速回调过程中就业总体稳定，未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就业总量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有所提高，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问题引起更多关注。当然，如果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总体的就业压力仍有可能变得突出。 　　企业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增强。以往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0%左右或低于10%时，企业亏损情况会比较严重，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以上。自2012年5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状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维持在0.8%左右。与此同时，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包括煤炭、铁矿石、化工、钢铁、有色等在内的重化工行业销售利润率大幅下滑；包括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在内传统优势产业销售利润基本稳定；而包括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在内的高端制造业销售利润率呈上升趋势或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伴随着结构调整和升级，不同行业的企业正在逐步形成与7%左右的GDP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相适应的运营机制。 　　从宏观层面看，一个重要变化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2013年中曾一度出现增长下滑压力加大的局面，宏观决策者并未简单推出货币财政刺激措施，而是采取了稳预期、抓改革、促转型的综合对策。从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看，非常有意义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主动管理预期。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预期管理。当宏观经济处在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处在上升时期，预期管理的主要内容是防止过热，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往往低于实际增长率。而当经济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这时一方面要防止原有的高增长冲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出现过度悲观预期，使增长速度短期内大幅下滑。预期管理的要点是给出这一时期增长的合理区间，特别是给出增长率的下限，从而引导社会各方形成较为合理的增长预期。去年宏观调控中提出的增长合理区间，是预期管理的有益尝试，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通过调结构、促转型获取新的增长动力。与以往高速增长稳定期不同，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特点是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或衰退，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启动或培育之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原有的增长动力快速减退，而新的增长动力短期内接不上来，从而导致经济的大幅下滑或大起大落。日本、韩国在这一时期就曾出现过类似情景。此时极易采取的措施，就是试图以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刺激经济。然而，宏观政策通常在潜在增长率既定条件下对减缓短期波动较为有效，而无助于中长期意义上的增长动力转换。推动这种转换必须依靠“结构性改革”。当然，并不是说宏观政策不再有意义，当增长速度明显偏离潜在增长率时，采取适宜的刺激措施仍是必要的。 “新常态”下实现“六可”目标 　　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增长走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从大的背景看，我国经济仍处在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