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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为何留洋去 　　4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城大风又起，一对母女正在米阳大厦外互相抱怨。母亲抱怨女儿学习成绩不好，高中会考挂科太多；女儿则反驳妈妈从小就不关心自己，学校的老师更是不可理喻……之后，她们走进了米阳大厦，大厦内有一家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在大厦的第五层，一个开放式的大厅内坐满了前来咨询留学的人们，看上去像一个喧哗的证券交易所。而在这个“交易所”里，像这对母女一样咨询本科以下留学的人数竟然占到了3成比例。 　　一股潮流，正暗暗涌动。大多出国留学的人都未满18岁。 　　第四次浪潮 　　留学，在中国大陆，曾是一个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涉足的领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波留学浪潮，以公派的访问学者为主，自费留学生非常少见。差不多四五年之后，留学人群中涌现了大量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目的的自费留学生，作为真正的“海归”，他们学成之后的待遇令人艳羡。 　　2000年前后，国内出现了第三波留学浪潮，新增加了不少本科生的身影。与前辈不同的，这批留学生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中国高考。他们中，很多人成绩一般，家庭富裕，在国外可以轻易上大学。这波留学潮的参与者，有很多却成为“海带”（海待，留学归来以后待业）、“海藻”（海找，留学归来找工作）。 　　看上去，出国寻找出路的前景正在渐渐黯淡，但在最近几年却兴起了第四波留学潮，“大众化”与“低龄化”是它的标签，主角是许多未成年的孩子。这些“90后”和“00”后们，主要的留学国是英美、澳新、加拿大和亚洲的新加坡。 　　新东方教育集团与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2013中国留学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在2011年总数基础上增长了21.8%，占全球总数的14%；2010—2011学年，赴美入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就比5年前激增100倍。 　　感受到这一趋势，新东方前途留学公司在2011年正式设立了美国中学分部，卢巍是这个部门的总监。她告诉记者，根据201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显示，当年在美国持有F1签证就读私立中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23 795人，而2008年只有4 508人，4年间增长4倍之多。 　　对于这种变化，启德教育集团北京公司的总经理张杨有亲身感受。2008年，他正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曾在美国一家寄宿中学做志愿者，当时这家中学只有10个中国孩子，现在，至少有30个中国孩子在这里就读。 　　另一个数字来自加拿大，据温哥华教育局发言人海因里奇介绍，在2012至2013学年，温哥华幼稚园至中学十二年级国际留学生总数达1 086人，比上一学年增长约6.5%，其中中国学生645人，占总数6成。在与温哥华邻近的列治文市中学，2009年其国际留学生人数为450人，但在2011至2012学年，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已达425人。在新西兰，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大量未成年留学生，最小的留学生才5岁。 　　出国的理由 　　在美国中学分部工作的两年时间内，卢巍遇到过许多的中国小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他们都有不得不把孩子送出去的理由。 　　卢巍听到最多的抱怨是“孩子在中国太累了”，即便是在小学阶段，仍有许多孩子在晚上12点才能做完作业，而作业的内容就是不断地抄写。同时，这些孩子还要在周末参加本校组织的类型不同的补习班，如果不去，孩子有可能学不到老师雪藏起来不会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 　　即使参加学习班，也不见得能获得老师的青睐。一位母亲告诉卢巍，她的儿子读五年级，最喜欢的事情是回答老师的问题，但新学期开学后，他的班主任一直无视孩子的举手。后来，在学校家长会时，孩子妈妈才知道这位老师有“举手费”，于是送去一张1 000块钱的购物卡，但这张卡只换得孩子一天被叫起回答问题四次。这位母亲对卢巍说：“我有钱不假，因为孩子太小也努力接受中国的教育方式。但我不是二百五，如此没有性价比的教育会杀了我的孩子。” 　　一位家长告诉卢巍，他的儿子天性自由，喜欢异想天开，不是中国老师喜欢的“听话的孩子”。而且每次老师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男孩都要与老师辩证地“讨论”下，比如老师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孩子就会分辨“科学其实也会带来污染”，老师后来干脆冷落了孩子，“他感觉自己被抛弃了”。这位家长曾经想忍耐这样的教育环境，并一度考虑在海淀区中关村花300万元买套一居室的学区房。在海淀区，最昂贵的学区房每平方米10万元，均价也在五六万元。后来，这位家长想明白了，这笔钱足够他把儿子送到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 　　和变态的房价一样，特别的异地高考政策也是赶走一部分孩子的重要原因。在卢巍遇到的家长中，一位母亲自称“无助的妈妈”。她与丈夫都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待遇良好却不解决北京户口，按照现行政策，正在读高一的女儿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去参加高考。他们既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女儿的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