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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简政放权？ 　　主持人语 　　如何简政放权？如何对权力进行重新调整？简政放权，并不是把权力从左手转到右手，从“老子”转到“儿子”身上，而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只有当政府明确地知道自己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并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时，改革才不必与危机赛跑了。 　　如何让简政放权具有有效性？纵观所云，要有担当的责任，要承担可能的挫折和风险，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建立可行的应急处理机制，要确保简政放权在有效的机制体制中运行，做好权力监督。 　　侯晓春 四川省广安市委书记 　　行政体制改革，简单说就是简政、放权。政府是定规则的，即参与一些法律法规、市场运作规则的制定，引导资源配置的流向，但不要过分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具体的经营活动应由市场来决定，企业才是市场经营的主体。 　　重回市场，向社会放权——这是对市场、社会关系再认识的结果；同时，职权下放也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而加强建设、保障民生。 　　如何落实简政？如何层层放权？改革的基本准则应该是法治，只有走上法治轨道，才能形成长效的机制、建立有效的制度。政府职能的转变，最终还是要回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为民这三项上来。 　　卫思宇 西部大开发杂志社执行社长兼总编辑 　　真正要在简政放权上有点实质性的作为，首先要在思想意识方面，要有自我改革、自我舍弃、自我加压的勇气。其意义是明显的，既可赢得改革的时空主动权，也可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此，有关简政放权的顶层设计，应该就是把勇于自我改革作为思想认识的基点和具体实践的出发点。 　　思想认识一旦能够统一到愿意自动减少政府的资源权和干预权，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定位政府的职能。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直在说、在做的事情，即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对政府职能作了十分精辟的最新概括：一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何苦再揽那些干不好、干了也费力不讨好的事，能干好这三条已经相当不易。 　　在认识和明确职能之后，自然就是如何在时间路线方面加以落实和操作。没有比诉诸法律更稳妥、更权威、更长久的方法了。一方面凡事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但不逾矩，另一方面凡事做到师出有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另外，简政放权作为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关键方面，考虑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固有格局的惯性阻力，以及尽量减少动荡的试错等因素，必须在方法步骤方面注意采取先行先试、逐步推广的稳健型模式。正所谓“不改不行，改慢了不行，过于激进也不行”，一切尽在多做少说之中。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需要追问的是，继续“简政放权”应该由谁主导“简”？“简”到何种程度？放权给谁？中央放权给地方政府？放权给协会组织？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看，部门利益永远是存在的，世界各国概莫能外。而且历史也一再证明，只要有正收益，“王熙凤往往管得比贾母还要紧”。 　　简政放权是如此，对于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更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就是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就是“削权”，是“自我革命”。政府有没有动力自我“削权”呢？其实，政府之所以能干预市场，主要还是财政支出中经济性支出占比过高，而且支出不透明的原因所致。 　　要想把“政府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要想把“全能政府”尽快转变为 “有限政府”和 “有效政府”，必须给这种寻求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的冲动施加外部硬约束。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好的外部约束就是财税体制改革，预算和支出的透明、细化、可监督就是关键的第一步。一方面，相较于事权而言，财权更易于监督。“粥”少“僧”自然不会多，财力受到控制，政府的手想伸长也难；另一方面，通过财税改革可以逐步撬动行政领域的相关改革。政府手上拥有的资源少了，财权受到制约和监督了，自然就“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了。 　　王学杰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 　　简政放权是一场革命。要把转变职能与简政放权有机结合。在前几轮的机构改革中，都难以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简政”就是精简政务、精简机构、精减人员。精简政务是精简机构的前提，只有政务精简了，才有可能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 　　为什么？因为政府减少了所管理的事务，把一些可以由市场调节的职能交给市场，把一些可以由非政府公共组织承担的职能和服务交给社会。这样，被撤销的政府工业主管部门就不可能再恢复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基本内容是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精简行政审批程序，其实质仍然是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