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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穆桂英”形象生成的历史考察 　　摘 要：“穆桂英”是戏曲和小说中的人物，是中国民众熟悉的一位勇冠三军的女英雄。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意识中，能成为“穆桂英”式的女性人物可以说是寥寥可数。而“穆桂英”形象在中国民间大量产生，并成为一个时代尊崇的女性形象则是在“大跃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客观环境要求女性必须像男性一样参加社会劳动，在媒体报刊和实际生活中，“穆桂英”女性形象逐渐增多，并成为歌颂女性勤劳勇敢的代名词。 　　关键词：“大跃进”；“穆桂英”；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40-02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继续积极领导妇女运动，媒体、报刊也相继报道了新中国的新女性形象，女“三八”红旗手、女先进生产者等新女性形象开始出现。这些新女性形象的主要特点是适应了政府的需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对于几千年来深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意识压迫的中国女性而言，能够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是她们多年来的梦想。而新中国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措施保障了女性的权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激发了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女性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热情饱满的参与到塑造新中国新女性形象的伟大浪潮中来。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由酝酿阶段进入到全面开展阶段。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1958年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由此，全国人民进入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时代。由于工业上的“大跃进”，造成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大量男劳动力不得不向工业流动，从而造成农业等其他行业劳动力的不足。为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发动人数众多，又长期闲散在家的广大女性是非常重要的。据统计，“1958年的女职工总数由1957年的3 000 000多人增加到7 500 000多人。”[1]在农村，为支援农业建设，也有90%的女性参加了农业生产。这一时期，从事民办工业的人员主要是女性，“据1958年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在730 000多民办工业中，85%以上是妇女。”[2]在“大跃进”运动中，参加生产建设的女性人数之多史无前例，而在此过程中，也涌现出大量“穆桂英”式的女性形象。 　　一、“巧姑娘”、“丰产姑娘”等女性形象的产生 　　在“大跃进”运动时期，为调动广大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国妇联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通过奖励“三八”红旗手、评选女先进生产者等各种形式来激发女性的热情。据统计，1958年和1959年的女先进生产者人数和1957年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如“1957年女先进生产者有10万人。”[2]而 “1958年全国女先进生产者有28万人，1959年全国女先进生产者有54万人。”[3]1958年和1959年女先进生产者人数的增多，显示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女性参与生产建设的推动力量，客观上也反映出女性群体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人力资源力量。 　　农业方面，也产生了诸多的女劳动模范形象。如当时担任陕西省渭南县八里店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张秋香就是诸多女劳动模范代表之一，她1957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张秋香主要研究棉花问题，她刻苦钻研，并亲自试验，不断总结植棉经验，为我国的棉花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农业战线上突出成就，也使她的政治身份发生变化，她是新中国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为推广张秋香的植棉经验，开展了树立张秋香为榜样的“十万个张秋香”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8年5月底，陕西省就出现了秋香社48个，秋香队328个，以妇女为主的秋香组13 441个。”[4]在陕西省开展的“十万个张秋香”运动中，上至六十几岁的老大娘，下到十几岁的小姑娘，都纷纷参与了这项运动，她们把张秋香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甚至有的姑娘表决心说，“学秋香，赶秋香，赶不上秋香不嫁郎。”[4]婚姻是女性人生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而这些年轻姑娘竟然把学习秋香运动和自己的婚姻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当时这场运动对女性的巨大影响。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为调动广大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国很多地区开展了以“巧姑娘”、“丰产姑娘”为主题的竞赛活动，各地也相继涌现出数以万计的“巧姑娘”、“丰产姑娘”。如“湖北涌现出丰产姑娘三百余万人。山西涌现出巧姑娘七十余万人。江苏涌现出巧姑娘二十余万人。”[2]这些“巧姑娘”、“丰产姑娘”女性形象的大量产生，反映出“大跃进”运动对妇女运动的推动力量。广大女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精神面貌发生了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