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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礼议之争”问题研究 　　摘 要：大礼议，又称“大礼议之争”，是发生在是明代中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事件。这场争论震惊朝野，卷入人物之多为历史罕见。这场争论围绕着新即位的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的封号问题，朝廷上下分为两派：一派以弱冠之年的嘉靖帝为首，辅以中下级官员席书、张璁、桂萼等组成的“议礼派”；另一派以三朝老臣首辅杨廷和为首，辅以乔宇、汪俊等阁臣和言官组成的“护礼派”。君臣关系如此激烈对峙对抗，这在皇权高度集中，相权逐渐衰微，大臣地位低下的明朝还是第一次出现。 　　关键词：嘉靖；议礼；杨廷和；内阁；皇权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55-02 　　“大礼议之争” 作为明代嘉靖年间发生的著名政治风波，一直受到国内外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青睐，著作颇多。大礼议之争不但在浩如烟海的明代通史著作中多有提及，而且不少学者还专门对大礼议之争这一问题发表专门的论文加以探讨。如《宋濮议事件与明大礼仪事件同因异果之分析》、《大议礼――明代衰亡的开始》、《浅论明朝中叶的“大礼仪”》等等，本文立足于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对大礼议之争进行深入的剖析，力图还原其发生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大礼议事件的发生及经过 　　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将明史提炼为七章讲述，分别是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以大礼议概述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历史，可见大礼议之影响深远。后人常评价，明“亡”于万历，此结论尚属公允。但明究竟“衰”于何时，却无定论。笔者认为，这个“衰”字当从武宗写起，当围绕“议礼”做文章。议礼起因，是外藩入嗣，欲尊其所生，而廷臣逆之，于是兴大礼之狱。而外藩之入嗣，在于武宗没有留下后裔，孝宗又只有武宗这一个儿子，不得不起用外藩。议礼之祸，武宗要承担大半责任。 　　荒淫无度、游乐怠政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暴死于“豹房”。明武宗四处玩乐，没有生下可以继承大统的子嗣，他的父亲明孝宗也没有给他留下可以“兄终弟及”的同父兄弟，致使拥有辽阔疆域的大明王朝皇位虚悬，这在讲究宗法制的古代中国是很罕见的。武宗驾崩后，他生前所宠幸的宦官谷大用与当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以及重臣蒋冕、毛纪等“议所当立”，杨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读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1]可见，杨廷和能很快拿出解决的办法，说明他对明武宗的继嗣问题是早有考虑和准备的。这一办法也获得了明武宗母张太后的支持，并按照大行皇帝遗诏和太后懿旨的规格昭告天下。 　　但是朱厚■作为兴献王长子，也就是藩王身份来继承帝位，按照儒家宗法制的规定，朱厚■要认明孝宗为父，认明武宗为兄，这样既继统，又继嗣才符合封建礼制。但是朱厚■是个孝子，更重要的是他并不甘愿被杨廷和等大臣所操纵和挟制，所以他倾向于仍以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尊。这一违反封建礼制的举动引起了杨廷和以及一众大臣的反对，以此为导火索，引发了“大礼议之争”。 　　即位后的嘉靖帝按照成例诏令廷臣商议明武宗和兴献王（即其亲生父亲）的主祀及谥号。杨廷和等大臣引用西汉定陶王（即后来的汉哀帝）和北宋濮王（即后来的宋英宗）的典故，称嘉靖帝是以皇室近支藩王的身份继承帝位，必须要认明孝宗为父，而亲生父亲兴献王要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亲生母亲蒋妃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祖大典时对其亲生父母要自称“侄皇帝”。此外，将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以继兴献王之祀。杨廷和等联名数十位文武大臣将此议上奏嘉靖皇帝，奏议中为压制反对声音，杨廷和等奏称“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2]。这种近于威胁的言论对于刚刚即位年轻气盛的嘉庆皇帝来说，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而刚刚年满十五岁的嘉靖帝，政治手段还很幼稚，他企图用官位和财物来“收买”抚杨廷和和礼部尚书毛澄，希望他们能支持自己，但杨廷和和毛澄都坚持到底，嘉靖帝屡次想为生父兴献王进徽号都被内阁驳回。 　　但事情在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出现转机，新科进士张璁上疏对嘉靖帝表示支持，张璁在奏疏中表示嘉靖帝继承的是大明的皇统，并不是继承了皇嗣的位置，也就是太子之位，张璁称之为“继统不继嗣”[3]，而大明的皇统没有规定必须父子相继。而且张璁又指出汉哀帝和宋英宗都是预先被立为太子，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2]。同时张璁也支持嘉靖帝仍尊兴献王为生父，并在北京为兴献王立庙享祭。嘉靖帝见此奏章如获至宝，连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3]。但张璁人微言轻，难以服众，很快就被排挤出京城，嘉靖帝也只好暂时隐忍。到了嘉靖四年（1522年），嘉靖帝的羽翼已丰，帝位稳固以后，他再次试图为亲生父母兴献王和蒋妃加封号。因支持嘉靖帝而被贬在外的张璁、桂萼等人为迎合圣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