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解读《史记》的另一把钥匙.docVIP

比较解读《史记》的另一把钥匙 　　“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司马迁祠堂前的这副楹联是对其人品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司马迁一身正气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史记》一部信史开启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二十四史中《汉书》与《史记》并称“史汉”，那二者风格是否一致？让我们用比较阅读的眼光来看这两部史书的异同，进一步加深对《史记》的理解。 　　比较阅读的基本要领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其次比较阅读要选好比较点，本文从四个方面――语言风格、叙事手法、抒情性、人物评价来对两本著作进行比较。 　　一.比较语言风格 　　《史记》的叙述语言平易通俗，它采用朴素的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如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歌颂李广的正直和受士卒的爱戴。同时它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项羽本纪》中“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无不膝行而前”三个“无不”比《汉书》中“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一处“无不”，更富表现力。《史记》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时，都将《史记》视为古文的典范。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而班固的《汉书》首先语言十分简省。人物语气入神入妙，往往在于一二虚字，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汉书》“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简省虚字，失却司马迁叙事的情感性，所以文章给人的感觉有点呆滞。班固还有意采用古字古音，文字艰深难懂，因此读起来比《史记》少了很多趣味。《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可见《汉书》艰深难读，连一代大儒马融都要从班固的妹妹班昭受读。其原因在于东汉文风，渐趋华丽，班固深受其影响。范晔所说的“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准确地反映了这种差别。 　　二.比较叙事手法 　　《史记》叙述故事采用“互见法”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传记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有分有合，前后呼应。叙事有详有略，笔锋纵横捭阖，体现着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如写巨鹿之战、井陉之战，关于战场上血淋淋的厮杀场面几乎没有，重点笔墨放在了战前与战后的描写上。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的采用，使宏大场面和琐事细节自然和谐地组合为有机整体，从而使行文有酣畅疏荡的气势。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巨鹿之战对项羽的烘托、垓下之围中霸王别姬时的细节描写、场面渲染，易水送别的场面渲染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 　　以上特点《汉书》大多数有，但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人物的轶闻逸事、生活琐事，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增加了些波澜。《汉书》中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总之，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对于这两种风格，后人也有许多评论。顾炎武《日知录》云：“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三.比较抒情性 　　司马迁在《史记》中投入了诚挚浓郁的情感，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这些感情不只在叙事过程中，各篇论赞的议论也引人思考社会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误甚至人生、命运、人道这样的大命题。“文以情动人”，司马迁的此种写作态度使本来是史书的《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此，明代茅坤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这种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书包括《汉书》所能达到的。阅读《汉书》中的《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作者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