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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改变生存 　　编者按：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很多新段子，而且很多是在用调侃的方式来表达着对现实的不满。确实，有些人喜欢做社会发展的旁观者、评论者，有些人愿意做改变这个社会的践行者，而后者才是真正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行动改变生存――改变我们生活的民间力量》一书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群把理想付诸行动者的故事。改变生存是他们的理想，行动就是他们表达理想的语言。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引领社会的正能量。这种能量也终将影响更多旁观者，使他们成为脚踏实地的行动者、改变未来的新力量。 　　什么人走什么路 　　■ 寇延丁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挂在我小学的教室里，旁边还有鲁迅的画像，两者都让我既敬且畏。上课的时候经常想入非非，有时就想鲁迅的这句话：硬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多苦啊。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知道走路不易。 　　所以，在我选择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决定：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我选的那条路是很多很多人都在走的一条路――三十年前，进入事业单位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对小城女子而言，是大家公认的最好的路。 　　当然喽，心里总还是会有一些个梦想的，一个或者几个梦想就像烛火一样，在晦暗的天幕下，在远远的、无路可通的地方，闪着诱人的光。那还是吃饭要粮票、出门要介绍信的年代，梦虽诱人，但寻梦上路之前失去的就已经太多，更不敢想上路之后还要面对什么，选择没人走过的路需要太多的勇气，多到我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具备。 　　既然走的是别人的路，当然要收束自己适应别人的标准，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个“自己”跳出来嘀嘀咕咕的。“还想怎样呢？这已经很好了！”我在心里用更大的声音说。这条路已经被无数人踏成了大道，上班、下班、医疗保障、晋级、退休金……所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在这条路上，可以从20岁一眼看到我的40岁和80岁――如果我能活得那么长的话。 　　现在看来，我当时还是太年轻了，以为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后来摔了跟头才知道，“别人的路”未必好走。 　　1996年，我已经在别人的路上走了十多年，在一个小单位当会计，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我。承包人假造票据中饱私囊，被我发现了证据。当时自觉聪明：他蒙过了所有的人，怎么就蒙不住我呢？我向上级单位举报了承包人。举报的结果，不是承包人被制裁，而是我，我被制裁了――因“工作表现不好”下岗。这让我对自己的智商绝望：我头盖骨里面长的，根本就是猪脑。 　　事情弄到这一步，后悔也晚了。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小城，一个人在小城里生活了30年以后，绕来绕去的人际关系会将小城变成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里若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别人是一定会知道的。我下岗不仅丢尽了自己的脸，而且牵累了父母与兄弟姐妹甚至包括亲戚。这需要太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当时我想的不是出路，而是――不疯。这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为了不疯，我开始寻找寄托，憋在家里做服装设计、写字。服装设计多次参赛获奖，然后就放下了；写作一直没停，伴我熬过了漫长的等待，也熬过了终于能够上班之后“改造察看”的日子。即使智商再低，我也知道自己难熬回“正常人”的地位，要想在这个村庄里挺起腰杆活着，只能想别的办法，我停薪留职，去了电视台。我那时候还是脚踩两只船，心里想的是，最好能够留在电视台，实在不行还可以再回单位。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一年后就拍案而起，炒了自己，也没有回原单位，而是做了自由撰稿人，卖文。 　　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居然在别人的路上总也走不下去，稀里糊涂就钻进了杳无人迹的山沟，经历了高原、山区、农村、军队、事业单位、企业，做过士兵、会计、保管、小职员、记者、服装设计人、无业人员、自由作家、独立制片人……我居然拥有了同龄人里堪称丰富的一份履历。 　　不知不觉间，我成为国内最早从事残障美术家推广的人，快到40岁的时候，我又一次面临选择：停薪留职政策取消，要么辞职，要么回单位上班。 　　我在两难间考虑了很久。 　　我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一次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不管选择了什么都是不归路。 　　在我的考虑中决定因素是：我花眼了。38岁就开始花眼，说明我生命的节令已经提前立秋，岁月给人的从来都只是裁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个裁决告诉我：现在不做，这辈子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用辞职迎来了自己的40岁，离开家乡到北京，注册了一个名叫“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的非营利机构，专门做残障美术家推广。完成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残障美术家的纪实作品，办了一系列展出，拍了相关的纪录片，推动残障美术家成立了自己的自助组织，出了第一套残障美术家画册；5?12地震后，又开始长期关注因震受伤青少年的工作。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就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