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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官员性贿赂立法问题研究 　　【摘要】关于性贿赂是否应入罪，理论上争论不止，2014年2月24日被新闻媒体曝光的河南衡阳6名官员被勾引发生性关系被撤职一事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被勾引”一词被画上问号。关于性贿赂入罪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从性贿赂的界定、认定范围、国外立法、入罪的可行性四方面做了阐述。 　　【关键词】性贿赂；非财产性利益；入罪；可行性；立法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1-0051-01 　　一、引言 　　近来刮起的反腐之风使不少贪腐问题浮出水面，随着腐败行为的日益隐蔽化，现在的反腐行为已经不限于对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查处。据统计，今年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的人都触及“性贿赂”。就在前不久被新闻媒体曝光的湖南衡阳6名官员被勾引发生性关系被撤职一事，正说明我们国家已经加强对于官员生活作风的整治的重视，但是，为何这种行为屡禁不止？ 　　二、概念的界定 　　日常生活中所讲的性贿赂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我国并没有这方面的立法，对其进行立法上的概念化需要借助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罪的规定，即指“行为人或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公务人员性服务的特殊贿赂行为；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动要求他人提供性服务、或者接受他人提供的性服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1]笔者认为，在实际的操作中，为便于认定，可将其直接划分为直接性贿赂和间接性贿赂。（间接性贿赂存在第三方主体，除了行贿者和受贿者行提供者，还有性提供者）。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不止是败坏道德风尚，其实质已经涉及到对社会风气的危害、廉政建设的损害，亟须在立法层面上加以管控和解决。 　　三、性贿赂的认定范围 　　性贿赂入罪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2]我国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入罪标准采取数额制。贿赂的本质是一种交易，性贿赂也不例外，其一次或多次性交易背后所追求的不当利益可能等于，甚至大于受贿罪入罪标准行贿数额所追求的利益，因此，不能仅因为无法对其量化而放弃将其给予刑法责难。并且我国刑法规定性贿赂的范围只限于财产，而非财产利益也属于贿赂罪所保护的法益，故考虑到对国家公务人员廉洁性和国家财产权益的侵害性应入罪。而且，性贿赂与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并不相悖，对那些进行权色交易的腐败分子，仅仅处以党纪政纪的惩罚，恐怕是不够的，这显然是在放纵腐败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3] 　　在具体案件中，非财产性利益通常是呈现出伴随财产性利益的状态，物质利益说认为，财产性利益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评价罪与非罪，而非财产性利益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将其划入贿赂的范围必然造成司法上的难以认定，这便给“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利色交易、伞色交易（指以性贿赂的方式谋取保护）”等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国外立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在国外立法中，大多数没有将利益限定为财产性利益，在实际判例中也都对其做了扩张解释。 　　美国将非财产利益作为贿赂罪的一项内容，该国的《刑法》《反歧视法》等都将色情贿赂的行为定为犯罪，明确规定“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 　　英国1989年《公共机构贿赂法》第1条规定：“公共机构的成员、官员或雇员…..索取、接受或者同意接受任何礼品、贷款、酬金，报酬或者好处的，构成贿赂罪。”此处的好处包括性贿赂。 　　加拿大也有关于性贿赂的判例。据加拿大《国家邮报》2010年7月报道，加拿大移民审核局前法官史蒂夫.埃利斯因索取性贿赂而最终被安大略高等法院判刑18个月。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对贿赂规定的范围最广，从公务员职务的廉洁性，不可收买性来确定贿赂的范围，日本刑法第197条第1项规定，公务员就其职务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处5年以下惩役。从日本的司法实践看，对于贿赂的定义十分宽泛，包括“满足人们需求，欲望的一切利益。”、“艺妓的表演艺术”、“男女间的交情”等。 　　五、性贿赂入罪的可行性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处于规范封建伦理，维持统治秩序和教化百姓的考虑，历代朝廷都出台对官员生活作风约束限制的规章制度。早在夏商专门制定“官刑”，明确提出禁淫风，严重要被罚判甚至判刑。至唐代，如官员“家外有家”被曝光重者罢官。宋神宗时将禁嫖扩大到整个司法领域。当今社会，我党对官员屡禁不止的司法腐败问题一次次重磅打击为何收效甚微，根源在于没有列入刑法打击范围。 　　笔者认为可以从道德层面和证据层面讨论性贿赂入罪的合理性。一方面，中国人关于性道德和性行为的官方理想一直是以西方为理想，因此表面看来，学西方的榜样，性贿赂入罪，至少在国家立法层面，应该是没有大的道德和政治障碍的。[4]另一方面，解决性贿赂认定的难题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