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责任应用研究.docVIP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纵观现在的内外形势，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亦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特别是近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尚未消退，蔓延欧洲的债务危机亦未得到根本扭转，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仍不容乐观。在此大背景下，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城镇化被新一届政府寄予厚望。城镇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城镇化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7年的44.7%，年均增长0.89个百分点。我国的城镇化处于中期(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的起步阶段，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化正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乡关系的处理始终是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矛盾，这也是世界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纵观传统城镇化的历程，不难发现，城乡差距在持续扩大，城乡矛盾在趋于尖锐，资源环境条件恶化的问题也相伴而生。因此，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致力于集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呼之而出。政府在中国传统城镇化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既是政策的提供者，又为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然而市场的不足和政府的职能决定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仍然需要政府的有效参与和有限干预。面临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新型城镇建设的要求，中国政府应如何作为是当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一、城镇化中的难题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也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过去三十多年，由于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传统模式没有与工业化协同发展，一味地追求速度与政绩的地方政府更是将城镇化演变成为土地面积和建筑物的城镇化，农民工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市民待遇，致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表面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迅速增加，已经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2.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事实上，城镇七亿人有近四亿不是完全的市民，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率只有30%，远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幅落后于我国工业化率。 为了克服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自然就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其目的是造福百姓、富裕农民。新型城镇化要做到产城融合，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但是，在现有的经济增长格局和当前的行政体制下，基于地方财政和GDP增长的政绩观，仍有部分地方政府依然认为城镇化是城市建设，是投资上项目。因此，即使在新型城镇化理念的呼吁下，土地城镇化和“造城”城镇化仍乐此不疲，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底特律式”的问题。城镇化因为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而出现严重的“异化”，导致中国当前的城镇化出现了“两个极不对称”，即城市化占用耕地的增长和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比例极不对称，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吸纳稳定居民的比例极不对称。甚至有学者担心：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绩激励相互结合，国内的城镇化有可能会变成大规模基础建设乃至“削山填海”的“造城运动”的代名词，造成要素资源极为严重的错误配置，最终演化为国民经济的一场浩劫。有学者对这种旧型城镇化所产生的严重恶果做了这样的评价：“制造了城镇化率的数字泡沫，放大了户籍壁垒的制度缺陷，暗藏了土地财政的隐性风险，侵蚀了耕地资源的保护红线，引发了攀比冒进的失控开发，催生了商业贿赂的高发多发，扭曲了干部考核的评价导向，漠视了城市自身的弱势群体，割裂了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恶化了生存发展的环境空间”。特别是近几年城镇化过程中因为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开发和工业化而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如何阻止和避免此类“伪城镇化”问题的蔓延和发生就成为主导城镇化的政府必须直面和破解的难题。 二、城镇化中的政府角色 要减少和避免政绩的城镇化、房地产的城镇化，政府首先应对自身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进行合理而准确的定位，这样才能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发挥政府规制和治理的独特作用。 纵览政治思想发展史，从消极的“守夜人”到积极的市场干预者，再到多元合作治理者，尽管各流派对政府的角色定位差别巨大，但在一点上是共通的：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政府最根本的角色都应该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与公共秩序的保障者。为了达到平衡利益和保持稳定的目的，政府通过角色的调整和职能的转变才有了大政府（积极政府）与小政府（消极政府）之分。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场机制与社会自治的成熟，加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建构责任政府、有限政府已成为共识。但在后发展国家，由于市场与社会治理功能的缺失或极其有限，积极强势的大政府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共有的趋向与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