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之辨析.docVIP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之辨析 ——以黎景全醉驾案为例 摘 要 本文在回顾黎景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的基础上，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法定刑设置以及立法态度上对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得出司法机关对案件定性的正确性。 关键词 公共安全；交通肇事；醉驾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醉酒驾车犯罪频发，社会舆论对此比较关注，对此类犯罪的定罪量刑也有不同意见，司法实践中的处理也不完全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就醉酒驾车犯罪的有关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两起醉酒驾车犯罪案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对这两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对被告人黎景全和被告人孙伟铭分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还是按照交通肇事罪或其他罪名处罚, 需要对行为人行为的主客观方面进行分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认定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案定罪的理由主要是被告人主观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 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广东省高院认为黎景全在案发时仍具有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 但置被撞人员和周围群众于不顾, 继续冲撞, 放任伤亡结果的发生, 所以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我国刑法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是故意。学界和司法实践又将此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其中, 对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具体内涵, 学界存在争议。但一般都认为间接故意在认识因素上应该要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在意志因素上是一种放任的态度。 首先，我们来分析认识因素。行为人是否能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 需要对当时的客观情况和行为人的主观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如在黎景全案中, 在黎景全驾车撞倒被害人李洁霞及其儿子后, 周围许多群众上前救助伤者并劝阻黎景全, 而黎景全仍继续驾车企图离开现场。正如广东省高院所认定的被告人黎景全醉酒驾车撞倒李洁霞所骑自行车后, 尚知道驾驶车辆掉头行驶; 在车轮被路边花地卡住的情况下,知道将车辆驾驶回路面,说明其案发时具有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酒精降低了黎景全的驾驶能力,但不能认为黎景全不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所以黎景全对自己行为可能造成周围不特定多数群众伤亡的危险性应有事实性的判断。 其次是意志因素。在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后, 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 是判断间接故意的关键。我国刑事立法和理论都将放任作为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但对于放任,理论上又存在争议。本文认为, 放任是行为人无论危害结果是否会现实发生都继续行为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一种不排斥、不否定危害结果的心态。在黎景全案中, 黎景全对周围群众的生命安全置之不理,且加大油门驾车离开,他对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危害结果是一种不排斥、不否定的心态。故广东省高院对黎景全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的判断是成立的。 三、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较分析 （一）犯罪客体方面比较分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侵犯的客体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所谓“不特定”是指犯罪行为侵犯的对象和造成的结果事先无法预料和控制，其行为的危险及造成的危害结果可能随时扩大。如果行为仅侵犯了特定的少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时，则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主要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虽然从犯罪的同类客体讲，两个罪名所侵犯的客体都是社会的公共安全，但两者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却有本质的区别，交通肇事罪侧重交通运输的安全，具有特定性，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关注一般公共安全，具有补充性。从处罚根据上分，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应属实害犯或侵害犯类型，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属于具体危险犯。从表面上看，该案的肇事者黎景全已危害到了公共安全，同时也因为醉酒驾驶侵犯了交通运输的安全，我们似乎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与交通肇事罪不同的显著特征是，它要求达到足以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具体危险状态。具体危险犯的成立条件，是通过法官的具体判断，认为具体危险状态的形成，方成立犯罪。我国刑法虽然未明确指出《刑法》第114 条之犯罪行为成立必须导致特定之危险状态，但刑法第114 条之行为须导致“足以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损害结果的法定危险状态”却是得到普通认可的，且认为本罪属于具体的危险犯，有助于我们严格限定本罪的成立条件。在此案中，黎景全的行为显然达致危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具体危险状态，所以宜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犯罪客观方面比较分析 交通肇事罪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