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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中国亿万农民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编者按：在人类跨入新世纪之初，在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时，一项重大而深远的战略举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神州大地稳步推进。建设新农村，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种福音，对中国农村来说是重大变革，对中国农业则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新举措究竟孕育着哪些机遇？9亿农民又该如何抓住先机，实现新的起跳？须知，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线图，而且是广大农民担当“主角”的大舞台。 　　一 　　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农民什么问题最大？发展问题最大，解决不了温饱后的亿万农民的发展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终将是一句空话。 　　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两千多年的历史如是，20世纪的百年史如是，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依然如是。 　　然而，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和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民始终遭受着最深重的剥削，被压迫在最底层。解放之前，农民食不果腹，衣难蔽体，农村经济一片萧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农民曾面临两次重大机遇。 　　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彻底废除了旧土地制度，将约7亿亩土地分给了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连续9年的大丰收使“一穷二白”的农村经济“旧貌换新颜”。 　　另一次则是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这是农民挑战贫穷与饥饿的一场自发式变革，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央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创造和意愿，大力推广实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使亿万农民充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正如庄户人自己说的“地联产，产连心，庄稼成了亲儿孙，一天不管不放心”。 　　“实现大包干，一年吃饱饭”，广大农民的干劲像火山一样迸发，全国粮食连续6年大幅度增产，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跃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黄金期。 　　然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束缚和粮棉价格下跌等原因，“卖粮难”、“增收难”、“就业难”横亘在广大农民面前，成为一道道难关。而农民负担又不断加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时“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 　　“三农”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坚持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连续3年出台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系列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一桩桩重农举措初见成效。粮食连续几年保持稳定增产，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255元，增长幅度摆脱了多年低速徘徊的局面，破解“三农”难题可谓渐入佳境。 　　先期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为减轻农民负担提供了制度保障，老百姓欢欣鼓舞。随之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把一次重大机遇推到了9亿农民面前。专家们指出，新农村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投资重点转向农村，这将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战略新提升”。 　　站在全局高度加以审视，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我们在这一时期要实现的宏伟目标。我国的现实国情是，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可以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所强调的那样：“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行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村支持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工业，侧重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去年我国GDP达到18.23万亿元，人均GDP已超过1700美元， 二、三产业在GDP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 　　在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容易忽略“三农”问题、导致社会各类矛盾凸显的社会敏感期。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这一关键时期，要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问题，否则将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 　　专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是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