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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老师 　　李洪波老师 　　认识李洪波老师的时候，我十一岁，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是我的科任老师，教算术。在小学里，四五年级就是高年级了，教高年级的都是业务骨干，洪波老师显然教得很出色，他的教学进度总是比其他各班快。记得有一个学期竟比别班快了许多，他教完本学期那册教材后又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期考的日子仍远未到来。我们都有些不耐烦了。学校便允许：他在他的课时里给我们讲些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常识，他边说边在黑板上画，搞得全班都很兴奋，一时间，人人满嘴都是“白光”“冲击波”等新鲜名词。啊，我们班在全年级真是鹤立鸡群呢！ 　　洪波老师又能画画，若是图画老师生病或请假，便由他替上。他拿了彩色粉笔就到课堂上来了。他刚在门口出现，大家就惊呼：“换算术课了？！”李老师微笑着说：“图画课。”李老师这一笑一答，使我们感到某种心领神会的亲切。大家便都安静地准备好铅笔和蜡笔，抬头看时，黑板上已经出现了好看的图画：房屋、树木和太阳。李老师刷刷几下上了颜色，房屋和树木顿时都有了生气，亮晶晶地在我们面前晃动。 　　洪波老师有很好的嗓子，能唱很好听的歌。记得当时上映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里面有一首歌很好听，但我们都不会唱。有一天清晨上学，听见走廊里有人在唱“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不管风吹雨打乌云满天，我们歌唱我们战斗……”是李老师十分好听的男声，浑厚悦耳，我们几个女生站着听了好一会。 　　多才多艺的李洪波老师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担任了校文艺宣传队的文艺老师。当时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排的节目除了样板戏，还有李老师编的小戏。剧本发下来，第一行总是：地点：桂南某山区。记忆中李老师还会吹拉弹唱敲木鱼，若是乐队缺了人，他可以临时补上。 　　小时候就知道李老师是个无所不能的人，却偏偏不知道他会写诗、写小说。直到八十年代末，当时我在电影制片厂当文学编辑，有一次回家乡探望母亲，县里正开文代会，便也应邀参加。在会上我十分吃惊地看到自小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的李洪波老师，这才知道，洪波老师1 9岁就在很有影响的《羊城晚报》副刊发表作品了。多年来他一直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诗歌、小说和散文，成绩斐然。看上去李老师还是那样年轻，文人气十足，好像十几年的光阴一点都没有流过去。 　　之后就不断听到洪波老师的消息：调到文联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了，出版第一本诗集了，等等。后来我到了北京，在一家报纸当副刊编辑，洪波老师给我寄来他的作品，我这才第一次看到他的诗作。我吃惊地发现，他的诗并不像一个教了二十多年算术的人写出的，充满了才气和灵性，饱含对生活的感情，语言朴素，既有生机，又有一种静态的美，虽平白如话，却绝不寡淡。 　　不久前我因继父病危，回乡探望，看到家乡经商大潮汹涌，铺天盖地，省会、地区、县等各级旧日文友纷纷经商下了海。运气好的甚至买了私家车。文坛一时有凋零之感。但见洪波老师仍一如往日，依然平静、从容、孜孜不倦地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交谈起来，也并不眼红人家发了财。 　　觉得颇为不易，尤其是在基层。 　　洪波老师的第二本诗集《泥捏的恋人》将由国家级的民族出版社出版，我作为后生晚辈，谨以此文表示祝贺。 　　庞桂珍老师 　　我八岁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饿倒在课堂上。上课刚刚上到第二节，饥饿的烧灼感就开始隐约出现，它们以极快的速度滋生和集结，每一分子，一手举着长矛，一手举着火把，在我的身体里步步紧逼，它们一次次把我的唾液赶到我的喉咙，我一次次地把它们咽下去以平息腹中弥天的烧灼。饥饿的怒火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拉锯战中我很快败下阵来。我全身的冷汗奔涌而出，眼睛再也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也听不见老师的声音了。我全部的感官只提供同一个感觉：腹部里有一个越来越烫越滚越大的火球，它正在挤压我全身的水分和力气，它已经烧到了我的心，快要烧到我的脸和我的头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唯一的感觉，遮天蔽日，如果我不逃脱，我将死于这个火球。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同时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没有任何能力熄灭这个凶猛的火球，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我全身发软地瘫倒在书桌上，我知道我再也不行了。但酷刑还在继续，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切。后来我绝望地哭了起来。当我回忆这饥饿的哭泣时，我已经无法弄清是什么引起了当时正在上课的老师的注意，是哭泣还是晕倒，我想不起来哭泣的声音，一个饥饿至极的孩子，趴倒在书桌上，她哭泣的声音像游丝般微弱，有谁会听到这个声音呢？ 　　我模糊地感到有人在走近我，温热而干燥的 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摸了摸我的手。她说：“你是饿的，快去买一碗米粉吃就好了。”她从口袋里拿出一角钱和二两粮票放到我手上，说：“你现在就去，不要等下课了。” 　　我什么都没说，握着老师给我的一角钱和二两粮票就往街上跑。当时的一角钱是小镇许多家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