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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因言获罪的悲哀 　　冤案主角：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档案馆馆长一职）。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位，四年后开始编写《史记》。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为李陵事触怒汉武帝，获罪被捕，被执行 “宫刑”（或称“腐刑”，即割掉男性生殖器的酷刑）。为完成《史记》，他含垢忍辱发愤著书，大约在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冤案特点：司马迁为同朝名将李陵被迫投降匈奴的行为辩护，却触怒了汉武帝，不但李陵被夷其三族，司马迁本人也因言获罪，遭受宫刑。司马迁的遭遇折射出古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悲哀以及统治者以言代法的专制统治特点。同时，为他人辩护者获罪却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的状况，对当今社会仍有警示意义。 　　因言而获罪 　　司马迁获罪受刑是因为替李陵辩护。李陵是汉朝名将，司马迁与李陵之前并没有私交。但通过观察，司马迁发现李陵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对父母孝顺、对朋友守信、一心为国还不贪图功名利禄。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九月，李陵仅以不足五千步兵深入匈奴阵营，与敌人苦战十多天，杀敌数超过自身士兵数量，后来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被匈奴重兵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李陵兵败被俘而投降。汉武帝为此非常震怒，而朝中大臣们趁机落井下石，纷纷谴责李陵贪生怕死。 　　汉武帝为此询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敌人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虽然最终他打了败仗，可是杀了那么多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的一席话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公元前104年被汉武帝封为“贰师将军”，率六千骑兵攻打大宛两年却久攻不下，遂退居敦煌塞不敢回朝），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皇帝一声令下，司马迁被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的案子落到了当时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对司马迁用尽酷刑，司马迁始终不屈服认罪。 　　残忍的肉刑 　　中国古代的刑罚很残忍，特别是肉刑和族刑。肉刑是以残害身体的方式对受刑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永久的伤害，族刑是对受刑人无辜的亲属也施以惩罚。在古代，肉刑不仅是一种刑罚，而且是诉讼过程中迫害被告人的一种手段。 　　司马迁在正式被判刑之前就受到肉刑的迫害。他被关在昏暗的牢房之中，手足都上了械具，被剥去衣裳严刑拷打。这些难以忍受的迫害致使他见到狱吏就要趴在地上以头碰地，连见到其他囚犯都害怕。 　　司马迁在狱中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写部史书的夙愿，他选择了忍辱负重，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最终，司马迁遭受了宫刑。受宫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令司马迁受到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忍受着人们的耻笑，为自己“污辱了祖先”而饱受煎熬，以致“肠一日而九回”，痛不欲生。 　　宫刑虽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刑罚，但在中国古代，宫刑却被用得极为普遍，尤其是在秦汉之际。为秦始皇修陵墓的几十万人中有许多遭受了宫刑。汉文帝时曾下诏废止肉刑，但汉武帝依然使用肉刑。到公元前74年，也就是在司马迁死后约20年，路温舒写《尚德缓刑书》提出废除肉刑，并呈给汉宣帝，其中批判了秦汉时治狱之吏，提出“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即死刑和肉刑的不可恢复性。同时，他反对刑讯逼供，指出了刑讯逼供出错的很大可能性以及逼供诱供的严重后果。 　　汉宣帝接到上书之后，认为路温舒说得很好。这段历史典故也让我们了解到当时贤臣的大胆和明君的大度。如果那时中国能在司法实践中采纳路温舒的意见，中国2000多年前的人权状况要比许多西方国家好得多。可惜的是，在残暴的君主专制统治结束之前，中国的酷刑特别是肉刑始终屡禁不止。主要原因之一是，法律是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可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一言兴法、一言废法。在贤明的君主当政时，法律会人性化一些；而在残暴的君主统治下，法律就成为残暴统治的工具。可悲的是，中国古代君主贤明者少，昏庸残暴者多。 　　法律作为统治者治理别人的工具，统治者本身却不受法律的约束，是为“法治”；法律成为制度，人人都受法律的约束，尤其是各级当政者的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是为“法制”。在“法治”的情况下，无论法律怎么改，也难以贯彻始终；只有在“法制”的情况下，酷刑特别是肉刑才可能被真正废除。 　　战俘的境遇 　　司马迁为之辩护的李陵也受到极重的处罚。李陵的祖父李广是西汉名将，抗击匈奴立下许多战功，但一辈子未能封侯。李陵继续为国英勇作战，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匈奴俘虏。被俘前李陵想自杀，但被下属劝阻。正如司马迁对其的判断，李陵还想活着为汉朝作贡献。但是，汉武帝不仅不听司马迁的话，还下令杀死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