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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与两性对话 　　摘 要：在“后”学为旗帜的理论和思潮下，女权主义致力于质疑和抛弃过去主体霸道的思维模式，在主体间性的理论指引下走向了两性对话。致力于两性和谐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也被重新得以重视。 　　关键词：主体间性；双性同体；两性对话；女权主义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发展，科学技术出现新的突破和高科技腾飞，以及消费文化兴起的20世纪最后20年间，世界经济的繁华伴随着危机和贫困的加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多元化夹杂着由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运筹的消费文化的霸气，这在西方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想象，意指市场文化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以文化和信息为主战场的新阶段。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西方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同时，以“后”为旗帜的理论和思潮也致力于质疑和抛弃一切现存的思维模式，主张探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萨拉.艾哈近德在《事关重大的差异：女权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与以往理论不同，因为它指的是思维情景其含义是不确定的。[1]后现代主义还可以理解为一个重新用文化、政治和认识论来组建现代社会的参照点。在这股浪潮影响下，女权主义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认识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而发生转变的理论参照点就是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的概念也是后学语境下的产物。主体间性对主体性的扬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的修正，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后现代主义，它比后现代主义更为优越。如果说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大众与精英的对立，那么后现代主义就试图消除这种区别，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精英文化就是商业文化就是大众文化，但在消除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也陷入了商业的逻辑怪圈里，所以在修正的同时出现了偏差。而主体间性的提出，意义正在这里，一方面，它克服了现代主义理论主体性的霸道，使主体与客体的沟通（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呈现出现代主义所没有的交融状态。另一方面，它也纠正了后现代主义对商业与大众的一味认可或对现代主义进行反思纠正时所出现的负面影响。因此，主体间性为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论导向，女性主体由女性主体霸道走向两性主体间的交融（即双性同体），也纠正了女性主义在寻求主体的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主体间性成为了女性文学和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主体间性是两个主体与主体关系的模式，它超出了传统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模式。 　　二、女性寻求主体性的发展历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女权主义是如何从主体霸道走向两性对话，就有必要理清女权主义对女性主体性的探索历程。千百年来女性“我”的缺席已是不争的事实，女性是作为一个历史的盲点存在。中国女性自古以来自我意识匮乏，显然与她们没有话语权直接相关。于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一个空洞的能值，她不指向任何的所指。她从来没有作为历史的主体出现，只是作为一种客体存在于男性社会。她们被男权社会剥夺了话语权，作为一个沉默的群体，她们是失语的，自我意识的缺失必定带来主体性的消亡。[2]她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奴役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一个被命名者。这个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性别，呈现一种无名又无言的状态。而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使女性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解放。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主体性得以重建，并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从对抗男性主体来争取女性的主体性到试图建立男女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随着男女两性关系的发展，两性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的两性关系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是互相排斥的。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在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长河中，男性是作为绝对的主体存在的，人指的是男人，而女人作为男人的对立面和附属体存在，是男性的客体和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对立冲突的。[3]由于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一直被界定为天生的客者和他者，因此女性经历了一段寻求主体的漫长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同一的普遍的“人”的主体性内涵，分裂抽象的“女性”主体性内涵和辩证统一的主体性内涵。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女性主义与启蒙运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强调民族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相结合。这个时期，女性的主体性内涵体现的是同一普遍的“人”的主体性内涵。80年代中期以后，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文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脱离政治的束缚回归自身，开始确立文学本身的主体性——个性审美的主体性。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更是大大地推进了这个进程。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个人化写作”与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女性的主体性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4]这对于女性主体性的确立是功不可没的。 　　可是，发展到后来，女性主体的内涵走向了极端，女性主体性通过身体来张扬发展成为主体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