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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医疗案件的证据审查、存在的问题及应对建议 　　摘 要：强制医疗案件包括暴力行为事实证据、主体证据和社会危险性证据三类。对证据的审查，应明确三类证据不同的证明标准及证据的确实、充分。对实践中存在的法律规定不明确、程序衔接不通畅、审查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等问题，应建立相应的机制，保证强制医疗程序合法的同时，兼顾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关键词：强制医疗；证据审查；疑难问题；应对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在基本法中确立了强制医疗的法律程序，在强制医疗程序正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作为初次确立的程序，现有规定还显得较为粗疏，实务操作中在证据审查及程序适用、衔接、法律监督等方面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强制医疗案件的证据及审查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之规定，强制医疗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实施暴力行为， 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2）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3）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针对这三个条件的证据，分别是暴力行为事实证据、主体证据和社会危险性证据。 　　（一）三类证据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为了证明所要证明的对象，相应的证据体系应当具备的条件。细化到强制医疗案件中，就是上述三类证据各自的证据体系要求。 　　首先，暴力行为事实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均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已达到犯罪程度，才能适用强制医疗。根据这一规定，排除主体因素，暴力行为事实应当是一个犯罪事实。因而，在主体要素外，该案件事实的证据标准应当等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其次，主体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明确实施暴力行为时的无刑事责任能力及是否具有受审能力。强制医疗案件的主体应是经司法精神病鉴定实施暴力行为时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理论上讲刑事责任能力不能由司法精神病鉴定做出，但实践中司法精神病鉴定一般包含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受审能力是指能否出庭接受法庭的审理，这一能力是否具备决定了涉案精神病人是否能够出庭。 　　最后，社会危险性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有一定证据证明行为人如果不被强制医疗则可能继续危害社会，即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社会危险性是指行为人有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与盖然性，或者行为人有实施违法行为的“性向”。[1] “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是否需要经过精神病专家的专业鉴定？还是仅依赖法官的个人经验抑或猜测？[2]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多采专业鉴定和法官裁量相结合的模式，法官在判断过程中虽很大程度上参考专业鉴定结论，但必须在判决书中根据法律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说理。[3]但是，不管由谁来评定，都要有一定证据材料为依托，因而笔者认为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是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可能继续危害社会的高度盖然性。这一标准低于刑事案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一方面是因为对危险性的判断是以将来行为而非过去行为作基准的，实质上是一种预测，因而“行为人有可能实施危险行为永远都不可能表现为‘排除合理怀疑’”[4]；另一方面，强制医疗具有的治疗性不同于刑罚纯粹的惩罚性，强制医疗的标准可适度降低。 　　（二）证据审查 　　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主要是对证据的审查，包括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据体系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 　　其一，对实施暴力行为证据的审查。对该部分事实的审查，主要侧重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由于公安机关在确定行为人系不符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后即对刑事案件作撤案处理，且公安机关提出强制医疗意见的时限仅为七天，因而对后续的侦查取证工作重视不够。审查重点是按照普通刑事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以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主要是作案工具包括作案凶器是否提取移交、伤情鉴定是否做出、证人证言是否充分调取等等。 　　其二，对精神病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个方面。形式审查主要是从鉴定人的资质、鉴定文书的合法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审查；实质审查主要是通过查阅涉案精神病人以往的病历记录、会见涉案精神病人及其主治医师，从行为时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发病的心理表现等方面，审查确定行为人在实施暴力行为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其三，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判断。由于目前没有关于如何判断认定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注重收集了涉案精神病人家属、邻居的证言，走访其所居住社区了解其日常生活表现，向其主治医师了解其患病表现、治疗情况等，全面收集涉案精神病人暴力行为前后的表现的证据材料，对涉案精神病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进行综合评定。具体而言，应综合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1）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是否在向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