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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证投诉会越来越多？ 　　《公证法》实施后公证投诉的基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实施后，司法部为完善公证机构救济机制，建立了一项新的监督制度。即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制度。自2007年5月1日正式实施该制度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共接到投诉案件1026件，其中北京市最多，达到411起，其次是四川和上海，分别为119起、90多起。统计数据显示，投诉案件数量呈逐年增多的趋势，投诉涉及的公证事项主要有财产权利类公证（遗嘱、继承、赠与、合同公证）、委托公证和保全证据公证。 　　下面以北京市的投诉案件为例，具体看一下投诉案件的数量及类型特点： 　　2008年北京市共发生投诉79件。从投诉涉及公证书类型看，其中财产权利类公证56件，占总量的70.9％。委托公证12件，占总量的15.2％。保全证据公证3件。占总量的4.8％。其他类型8件，占总量的10.1％。 　　2009年北京市共发生投诉109件。从投诉涉及公证书类型看，其中财产权利类公证45件，占总量的41.3％。委托书公证6件，占总数的5.5％。保全证据公证46件，占总数的42.2％。其他类型12件，占总量的11％。 　　2010年北京市共发生投诉93件。从投诉涉及公证书类型看，其中财产权利类公证72件，占总量的77.4％；委托书公证10件，占总数的10.8％；保全证据公证7件，占总数的7.5％；其他类型4件，占总量的4.3％。 　　2011年1至10月，北京市共发生投诉83件。从投诉涉及公证书类型看，其中财产权利类公证63件，占总量的75.9％；委托书公证6件，占总数的7.2％；保全证据公证9件，占总数的10.8％；其他类型5件，占总量的6％。 　　公证投诉案件日益增多 　　办证类型的转变和办证量的增加、社会公民及组织法律意识的增强、公证管理的制度性因素，是导致公证诉讼案件日益增多的三大原因。 　　北京的公证投诉案件居全国之首，近几年来都在百件左右，这与北京公证业务类型的转变以及公证业务数量的增加密切相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公证业务主要集中在农业承包、农机具租赁、中小型企业的拍卖、承包及租赁等批量业务领域，虽然业务量大但绝大多数都有行政干预，都是发挥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的职能作用。在此前提下，一旦经公证的合同出现履行瑕疵，大部分则由行政部门负责处理，很少因此向公证机关提起投诉。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公证业务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从政府扶持、指令性业务向社会自发需求业务转变。尤其是北京的公证业务，既没有地方公证法规规定的业务来源，也没有必须由公证支撑的业务来源，而是需要靠公证效力来引导社会使用公证手段。这样一旦出现经公证的法律行为或事实对相对人（关系人）产生不良影响时，相对人（关系人）则会向公证处主张其权益，进而提起公证投诉。 　　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当今公民、组织所具备的基本法律意识。公证事项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一旦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往往会动用一切可动用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向公证机构索赔的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法律设立公证制度的本意在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公证人员通过自己的公证活动，规范民事法律行为，引导当事人合法行为、审慎行为。同时，不论是民事法律行为公证还是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公证，其公证效力都有可能对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产生影响。 　　过去，人们法律意识不强，当公证效力被采信后，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往往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对待。随着人们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公证越来越容易被社会所采信，然而若公证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所产生的公证效力对其利益造成侵害，则往往会提起投诉（或诉讼）。经保全公证后的证据。在当事人之间的诉讼中起到了证明作用，败诉一方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目前，我国信访、投诉处理制度，造成了鼓励信访、投诉人通过上访、投诉保护自身权益，并且不断出现缠访、缠诉的现象。行政处理机关只要有投诉人投诉，就要求必须处理，将自己放到了投诉人的“救世主”的地位，往往将应该由法院解决处理的问题拦在自己身上，甚至有些案件法院经过几审已经定案，行政机关还要重新判断，以获取投诉人的满意。甚至有时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由国家拿出几十万元予以补偿，投诉人满意地撤销了投诉。行政机关的这种做法，给公众一个极为不好的信息，那就是只有找行政机关才能解决问题，这就造成民众一贯绕开法院诉讼，意图通过投诉来解决问题的现象。这种处理投诉的做法将成为导致投诉不断增加的制度性因素。 　　不断提升办证水平是公证行业的立足之本 　　对公证的投诉、诉讼，是公证发展过程中，公证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公证书越来越发挥效力作用、人们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