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搅局者”.docVIP

公立医院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搅局者” 　　为扩大医疗服务供给，解决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4月9日，国家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俗称“民营医院”）医疗服务价格。 　　作为一家公立医院的执行院长，笔者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高兴。为什么？因为现行的医疗价格体系实在太不合理！尽管现在只是在非公立医院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把它打破，但只要是放开了，就是一件好事，是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越是在体制内难以撬动和改变的东西，往往通过强有力的“搅局者”在体制外去改革、去倒逼会更有效果。 　　假如我是民营医院院长， 　　我会让员工用服务赚钱 　　大家都在讨论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有人说，政府的财政支持和职责落实不到位，有人说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笔者认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无论公立医院将来走市场化道路，还是靠政府补助，最核心的问题永远都是该如何运营、如何补偿。 　　当前，我们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是严重扭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重物轻人”，你看公立医院里凡是跟物件有关的，比如高值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的定价都不低，可一旦跟人沾上边，所有的价格都被严重低估。20年来，我们的挂号费一直都是5元，比北京市的停车费都低。我们的护士注射一针只收5毛钱，实际上就连针管、碘酒、酒精、棉签等消毒费用也不止这5毛钱吧？一切跟医院的劳务和人沾边的定价都极低，根本不体现他们的价值。 　　于是，在这样一种导向下，公立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开始靠卖药，靠高值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来给自己补偿。实际上这种补偿是非常低效的。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带给社会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资源浪费。 　　有人问我：到底是谁不愿意推进改革？在我看来，谁都想改革，但是谁都不满意。因为改革就意味着调整利益，不同利益方的诉求是不一样的，而改革是想在各方的诉求中找一个平衡点，让各方都说好很难。假如我是一个非公立医院的院长，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凡是跟人有关的服务价格大幅提升，同时把跟物有关的价格控制下来。我要用这样一种收费方式来扭转医院员工的行为模式，让医生、护士用劳动去赚钱，而不是靠开处方、开检查单。 　　看病贵是因为患者花的冤枉钱太多 　　有人担心，提高服务价格会导致整个医疗费用水平的上涨，其实不然，整体的价格水平反而会下降。2012年7月，包括北京朝阳医院在内的5家北京市属医院尝试了一项医疗费用的改革试点，取消15%药品加成、挂号费和诊疗费，增设医事服务费。笔者认为，这场持续了将近两年的试点，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为我们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进行了探索。 　　北京朝阳医院现在一个普通门诊的医事服务费为42元，从运营成本和专家水平看，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的，否则就要亏本。可如果全国的医院挂号费都涨价，国内CPI就会上涨，政府吃不消。可是医院不涨价怎么生存？政府的财政补贴补不上如此巨大的缺口，于是给不了钱就给政策吧，政府允许医院以药品加成的形式拿补偿。 　　但是，医院如果要从药品上赚回来42块钱，绝不是只卖42块钱的药。政府给定的药品加成率是15%，因此，要想从药品上赚42块钱，就得开280块钱药费。这个补偿机制是非常低效的，造成了巨大的成本浪费。虽然挂号费看上去没涨，但是老百姓的负担却更重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整体医疗服务价格很低的情况下，老百姓还是觉得看病贵。 　　笔者认为，中国老百姓觉得看病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保障体制不完善，老百姓自己买单的比例太高；二是大家在药上、耗材上、检查上花的冤枉钱太多。所以现在的价格体系，一方面社会不堪重负，一方面医院、医生也喊补偿不足。这个机制真要改改，把该给医生、护士的钱直接给他们，而不要通过药品、耗材间接补偿。 　　医生的收入调整要靠市场， 　　而不是政府 　　笔者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改革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通过发展非公立医疗机构来引入充分的竞争，从而打破我们现有这种国有企业、公立医院的垄断。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市场、通过充分的竞争，我们的医疗价格和收费制度才会更趋于合理。 　　前不久，人社部专门就医务人员的薪酬展开了一项调研，我也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但说句心里话，我对这种通过政府行为来调整医务人员薪酬的形式不抱任何希望，毕竟政府部门要有一个平衡，包括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都得考虑。 　　尽管我是公立医院的院长，尽管我也担心我的人才会流失，但是从整个行业发展来讲，我非常赞成医生多点执业。我认为，医生收入的合理定价最后必须要靠市场，这跟律师其实是一样的，现在并非所有的律师都是高薪，医疗价格放开后，也不是所有医生的年薪都上百万、上千万，但是一定会有这样的医生！ 　　有人认为，非公立医院医疗价格放开后可能会加重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