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影 我的梦.docVIP

我的电影 我的梦 　　我是一个电影人。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酷爱中国电影的中国电影人。 　　从小，我就一个梦想：什么时候能干上与电影有关联的工作？别人家的孩子看电影入迷了就幻想将来成为电影演员，而我天生胆小，加上我家庭出身又不好，做梦也没有敢想走上银幕。我曾经的最大愿望是高中毕业后分配到电影院当检票员，这样可以免费看电影，或是有一天到电影公司当收发员，因为传达室每天有着看不完的公家订阅的电影杂志。 　　电影让我着魔。从童年到青年，我只要白天看一场电影，晚上必然做一夜和电影有关的梦。起初是梦中被鬼子汉奸追得满街跑，后来是梦中跟鬼子汉奸玩得满山转，最后是梦中把鬼子汉奸打得满地爬……如今我已知天命，但常常梦中仍化作“杨子荣”，牵着“卖花姑娘”的手，哼着“向前进向前进”的歌，寻找“铁道游击队”，惊醒前竟一起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们这一代人啊，是被红色电影喂着成长的。 　　上小学时，由于无法抵御戏院里“地雷战”爆炸声的诱惑，我曾经写好“检讨书”放在口袋里逃课去看电影，宁愿第二天在全班同学面前作“痛哭流涕”状，批判自己不守纪律的“错误行径”。更有甚者，因为一部电影看了几遍还想看，囊中羞涩，又不敢再向父母开口要钱，我也曾有过上街撕大字报卖钱而被红卫兵小将围追堵截摔得鼻青脸肿的惨痛经历…… 　　电影就像精神鸦片，植入我骨血之中，我无法不爱它……于是，开始模仿电影情节：家里的扫床笤帚成了“双枪李向阳”的驳壳枪，邻居“老虎灶”挑水的扁担成了“英雄王成”的爆破筒。小学老师金笑兰是京剧名票，破例把我招进了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小红花”宣传队（相当于今日的少儿艺术团），我开始了舞台上学英雄演“狗熊”（因为开始时大多演匪兵甲、乙）的艺术苦旅。 　　记得一次是招待越南贵宾，一次是欢送复员军人倪惠康、李德祥去西藏落户，江苏新闻电影制片厂把我们拍进胶片，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上了银幕。 　　慢慢地，长大了，电影再不属于我。一来，家庭背景太复杂，几番试镜都因“政审”不过关而卷了铺盖回家。二来，越长越“抽抽”，没小时候生动好看了，个子也不高，离工农兵“高大全”距离越来越远。再后来，虽然到话剧团当演员了，但电影仍把我拒之门外。我一度真羡慕南通电影公司看门的大爷，他每天晚上可以在放映厅里举着电筒抓逃票的，然后把一张折叠椅放在像抹了猪油的厚厚棉门帘下，悠然地看着电影。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回艰难险阻，在各种摄制组里跑了无数龙套，当了许多次剧务后，我考进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又遇贵人吴贻弓，作为当时上海电影局的局长，他为我铺就了一条通往电影的坦途。从1993年我出任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执行副秘书长那天起，我的电影梦似乎开始成真了，起码不再做恶梦了。 　　在此之前，我已经和不少电影人熟识，以后的岁月里，我白天黑夜做着电影梦，让老老小小电影人熟知了我。且不说他们引导、辅导、教育我干电影爱电影，就说这20年里，我送走了多少电影前辈，或为他们穿上寿衣，或为他们抬棺送灵，或为他们安顿下葬……随着他们化羽成仙，我的梦里，他或她便是一次次“烈火中永生”——他们到天堂影院拍戏去了！我在夜里常常会梦见他们一双双或慈祥或严峻或亲切或深情的眼睛，他们的面庞会在我梦中叠印：沈浮、柯灵、夏衍、谢添、刘琼、程之、项堃、浦克、苏里、于彦夫、严恭、郭振清、王润身、桑弧、李纬、黄绍芬、张骏祥、白杨、于伶、黄宗江、孙道临、顾也鲁、钱千里、谢晋、陈强、李俊、沙莉、白穆、欧阳儒秋、汤晓丹、张瑞芳…… 　　我常常梦见他们。他或她在对我笑。 　　我梦见过赵丹大师。他问我：“细侯，你可曾为家乡做点事情？” 　　我梦见过朱今明大师。他问我：“乖侯，南通出了介么多电影人，你可曾帮他们弄点什么明堂纪念纪念，让现在的伢儿别忘了他们？” 　　我不再做“打鬼子捉汉奸”的梦。我开始寻觅老家南通和中国电影的渊源。为什么这个江北一隅的弹丸小城，百年竟走出百位电影人，而且大名鼎鼎的就有赵丹、朱今明、钱千里、顾而已、江村、罗及之、薛伯青、高洪涛、顾永菲、郑毓芝、曹灿、龚秋霞、成志谷、梁廷铎、陶玉玲、陈国星、陆川、黄磊、江珊、戚健、马伊琍、梅婷、保剑锋、董卿…… 　　我惊讶、我震撼、我骄傲！ 　　回眸崇川，影人辈出，第一当属状元张謇。他是民族资本家，按说和电影扯不上，但他辞官经商，办教育，搞实业，开文明先河，创造了近代中国文化十数个“第一”，除了“第一”师范，“第一”博物馆，“第一”气象台，“第一”……其中鲜为人知的便是中国第一家电影企业——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那是1919年，早得让世人咋舌！要知道，长江中下游许多城市到1930年才开始放电影的，而南通人拍电影且是以股份公司形式拍电影，那是神州大地第一批吃“西洋螃蟹”的开拓者噢！ 　　日历又翻过40年。1958年，全国大跃进，各省级电影制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