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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件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共生论 周 详* 摘 要：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的建立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 响，“去苏俄化”的观点对去掉传统四要件体系中的那些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具有积极意义， 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去掉或者否定四要件体系这一知识形态本身；从逻辑的视角看，德 日三阶层 犯罪论体系比我国的四要件体系更具有逻辑性；从应用的视角看，四要件知识形态与过去我国 各种现实条件基本相适应，具有一定实用性。但现存的不一定合理，四要件知识体系有条件的 实用性并不构成反对引进德日三阶层体系的理由。四要件体系与三阶层体系虽然在某种意义 上属于异质的体系，但体系的异质性不是体系难以共生的理由，相反这是共生的前提。二者在 知识形态属性上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二者完全可能在共存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拾遗 补缺、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犯罪构成；体系之争；意识形态；逻辑性；共生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由来已久的话题，它是东西方刑法学理论的基石。如邓子滨教授所言： 刑法学界围绕中国“四要件”利弊得失的研究已蔚然成风，用以度长絮大、比权量力者，必然是 大陆法系递进式的 “三阶层”。于是在中国刑法学界，形成了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守本土资源的 两大理论方向。[1]这种体系之争“不仅事关刑法理论的核心与基础，亦直接决定中国刑法学 发展的未来走向”。[2]而2009年司法考试大纲改用三阶层体系安排刑法内容，引起通说学 者的强烈质疑，将体系之争推向极致。但笔者认为这种体系之争已经明显陷入了一个思维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项目资助：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刑法流派 生成问题的文化生态分析”编（号：10YJC82017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刑法基础理 论问题研究”编（号：31540910707)。 [1]参见邓子滨：“《法学研究》三十年”，《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赵秉志：《刑法论丛》（第19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1。 区：三阶层与四要件的体系关系已经被认为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要么推倒重来，引入 德 日三阶层体系，要么维持四要件体系通说，形成了 “推倒重来论”与 “通说维持论”两种观点 的基本对立。下文就从历史的、现实的、逻辑的角度，对这种体系之争中双方提出的论据逐一 进行分析与批判，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出一个基本的立论：四要件与三阶层体系在知识形态的属 性上并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二者完全可能成就一种拾遗补缺、良性互动的 共生关系。 一、历史视角的分析与批判 众所周知，我国刑法学中四要件体系是建国初引自前苏联四要件体系，前苏联四要件体系 继承于沙皇俄国刑法理论，沙皇俄国刑法理论来源于对德国刑法理论的改造。对于这一基本 的历史过程，体系之争的双方没有多大的争议。但是 “推倒重来论”与 “通说维持论”围绕着四 要件通说的建立历史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评价。 “推倒重来论”认为四要件通说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刑法知识的 “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历 史过程，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严重倾向，它更多的是政治革命家的选择、“钦定”的刑法 学，是政治意识形态压力下的结果，而不是刑法学者详尽论证、反复论争的结果。这一犯罪构 成体系的整体理论框架具有陈旧性、不合理性，存在着根本缺陷，因此主张对我国四要件体系 “去苏俄化”、“去意识形态化”，应当以三阶层完全取代四要件体系。[3]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 与论述中存在以下几个间题尚值得探讨或商榷： 第一，“推倒重来论”以“贬义的政治意识形态”[4]概念为工具对四要件知识体系进行批 判，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即推倒重来论者所主张的德 日知识体系同样被反批判为另一种 “贬义 的政治意识形态”，例如通说维持者就反驳说：“有人突然提出要 推‘倒重来’，要用 日本所谓三 阶层的犯罪成立理论来代替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一方面要 去‘苏俄化’，另一方面却来个 ‘日 本化’，引起了这场争论，这怎么能让人信服？”[5]这样，“推倒重来论”者所设想的刑法知识去 苏俄化 “是一个刑法理论的话语转换过程，也是刑法理念上一个祛意识形态之魅的过程，我们 应当回归对刑法的规范思考而放弃习惯了的政治话语”[6]这种良好愿望落空，去意识形态化 观点反被卷人政治意识